葡萄牙真正急于改变澳门地位并将其纳入议事日程是在鸦片战争之后。1843年葡政府令葡澳总督边多(A.A.da Silveira Pinto)向清政府提出有关豁免澳门租银等九项要求。【Chapa do Senado de M acau ao Comissario Im perial,de29de Julho de1843,in A.v.de Saldanha(ed.),Coleccao de fontes documentais para a historia das relacoes entre Portugal e a China(M acau,1997),vol.Ⅲ,pp.63-65.】在遭到清政府拒绝的情况下,葡国女王于1845年擅自宣布澳门为自由港、1849年抗缴澳门地租。【参见《两广总督徐广缙奏折》(道光二十九年闰四月初七日),“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编《澳门专档》,第22—23页。】但凡此种种,均无助于改变澳门属于中国领土这一法律事实。于是,葡萄牙转而求助于议约。经过多次波折,直到1887年终于和清朝签订了《中葡和好通商条约》。【参见《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第8卷,第10、11页,“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编《澳门专档》第3卷,第75页。】但就澳门地位而言,葡人所得不过是“未经中国首肯不得将澳门让与他国”,葡人只是“永居管理澳门”,但决不是领土割让。而中国对澳门的领土主权反而得到了进一步的确认。 

从上述的中俄《尼布楚条约》、《恰克图条约》与“葡萄牙租借澳门”的事例中,我们可以看到,在中国北部,清朝是通过近代性质的条约来确定自己的疆域与边界;在中国南方,清朝是通过收取地租的方式来肯定自己的领土主权。清朝前中期对疆域与边界的认识,并非后人所说的那样,

 << 上一页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