沿海地区各地的民风、民俗不同，台湾有闽粤之人杂居，而来自各地的移民乡土意识严重，“人心浮动”引起社会的不安定，造成了管理上的复杂性。面对这种情况，姚莹认为，地方官治理台湾应像良医那样善于因病投药，同时注意措施得宜。如何处理台湾的“游民”问题，姚莹述之曰：“窃见台湾大患有三：一曰盗贼，二曰械门，三曰谋逆。三者其事不同，而为乱之人则皆无业之游民也。生齿日繁，无业可以资生，游荡无所归束，其不为匪者鲜矣。……夫法不可屡更，令必期信守，此收用游民之法，非于旧行章程有所更改也。……向来台俗遇有匪类械门及逆匪，到庄有派饭章程，民间习为之矣。有事以之养贼，害且为之；无事以之养民，有利无害，何惮而不为？惟在地方官督率总董认真行之耳。其或本系穷壮游民归无所食，则令地方官查明山陬海埔，有可垦辟之地，准其呈明，给照往垦，务使人皆有业，则反侧自安，盗贼易捕，地方可靖矣”。

可见，“游民”问题的解决主要在于地方官采取切实的措施。

在“治兵”问题上如何做到措施得宜，姚莹主张“一张一弛”之道。他说：“自古治兵与治民异。……此兵刑二律所以于台湾独重也，岂惟今日哉！重法如迅雷霹雳，不可常施，常施则人侧足不安，故曰：一张一弛，文武之道。……故治兵者，不可不知简严之道。不辨轻重者不可以简，不简者不可以严，不严者不可以用威，威不足则继之以恩，恩不足则守之以信。自古名将得士力者，皆由用此。今之用兵者大抵既不知简，又不能严。……虽台湾之民大半漳泉，而兵与民素有相仇之势。故百余年来有叛民而无叛兵，乃治兵者每畏之而不敢治，则将之懦也”。

在姚莹看来，“治兵”关键在于“治兵者”懂得“简严之道”、恩威并用。

夏燮非常重视内河防御，并提出了具体的理由和主张。他认为：“东南之患，日甚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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