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龚自珍首先对学术界脱离现实、脱离*的弊病提出了强烈的批评，开创了“经世致用”的风气。龚自珍通过论述学术发展史的流变，指出，学术与*密切联系、相互影响。对于清代的学术，他批评了当时重经轻史的现象：“号为治经则道尊，号为学史则道黜”[1][1]，提出史学研究应具有社会批评的功能。一方面，19世纪末，西方进化论思想、史学研究方法以及西方地理知识和地图理论传入中国，使中国史学研究的哲学根基和史学方法发生了质的变化，在传统史学研究继续深入的基础上不断开拓了新领域，特别是边疆研究成为显学；另一方面，中国资产阶级新史学开始确立，1901年和1902年，梁启超的《中国史叙论》和《新史学》是其标志。中国的资产阶级新史学张扬着民本主义的思想，关注历史发展的因果关系和进化规律，并且在史学研究方法上广泛利用包括社会学、地理学、心理学、语言学等诸学科的成就与方法来对历史作深入的专题研究。这些史学新思潮以及史学研究方法上的创新标志着中国的史学研究进入了资产阶级史学阶段。
1909年，中国地学会在天津成立。作为一个地理学研究机构，中国地学会是近代体制化地理学共同体的代表，标志中国的地理学研究由个人行为发展到有组织地进行学术研究的新阶段。中国地学会成立之后，积极开展了学术研究、旅行考察、编辑出版等各种学术活动，特别是于1910年3月创办了中国地学会会刊——《地学杂志》。该杂志从1910年创刊到1937年停刊，前后共出版181期，刊登文章1600多篇。1912年，北京西北协进会创办了《西北杂志》，刊登了有关西北史地的许多重要文章，如陶志如《西藏民族考》、李安陆《西藏史略》、萧颺曾《论蒙古西藏之关系》、黄锟《蒙古学术变迁史》、岑铭恕《哥萨》、贺宜珍《论西蒙》等。此外，还有大量的调查纪实，如《外蒙古调查记》、《东西蒙古实记》、《塔尔巴哈台调查录》、《鄂尔多斯游记》、《游藏指南》等文章。对新疆的实地考察活动，大致有官方组织、学术团体和个人活动三类。一些边疆专著也涌现出来，比较著名的有葛绥成《中国近代边疆沿革考》，[2][2]方秋苇《中国边疆问题十讲》，、[3][3]华企云《新疆问题》、[4][4]《中国边疆》[5][5]等等，内容涵盖历史沿革、内政外交等方方面面，涉及到边疆的历史形成、历朝历代对边疆的经营治理、边疆社会各民族的宗教和风俗、近代边患、移民垦殖等诸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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