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后，外蒙古、新疆和西藏的边疆危机引起了国人更大的关注，再次掀起了西北边疆研究热潮。这一时期，发行了大量的西北边疆刊物、游历西北边陲的记录，出版了很多著述。此外，由于边疆研究对于民族危机以及政府边政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在政府的资助下成立了一些与之相关的政府机构，以培训边疆政教所需人才。同时，为了普及边疆知识，推广边疆研究成果，培养更多有素养的边政人员和新生的研究力量，还建立了许多边疆教育机构。1933年蒙藏委员会创办了“蒙藏*训练班”，以培养合格的边政公务人员；一些公私立大学里也设置了学术研究性质的边疆研究科系。如中国大学商学院设有边疆经济学系；私立朝阳大学设有边政学系；清华大学成立了“边疆问题研究会”；东北大学迁到北平后也设立了边政系。这些大学和科研机构在政府的资助下，成为重要的边疆教育基地。“九·一八”事变后，中国陷入全面危机之中，危机的加深激发了学者们的爱国热忱和危难意识，更多的人为挽救民族危亡而开始投身于边疆史地、民族历史以及现状的研究。1934年，顾颉刚等人创办了《禹贡》半月刊，一方面希望以此加深对《禹贡》的研究，把中国古老的舆地学转化为年轻的历史地理学科；另一方面认为边疆史和民族史的研究意义重大，是关系到中华民族存亡的现实问题，于是创办了《禹贡》半月刊。《禹贡》成为当时中国历史地理、边疆和民族史研究的总汇，为中国边疆史地研究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同时还培养了中国第一代历史地理学一流的技术骨干和人才。随着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加剧，禹贡学会的研究更是走出了书斋，直接投身于唤醒民众、宣传抗日的通俗读物的编写中，顾颉刚等人编写的宣传抗日的鼓词和小册子，共达600种，合计发行5000万册，给戍守边防的士兵以极大的鼓舞，受到广大农村群众的欢迎，为抗战胜利做出了贡献。

综上，中国传统的边疆研究在经历了数千年的发展之后，无论是从学术还是从现实的角度，都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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