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学术的角度看，当时历史学在美国开始成为一个专业学科，不再从属于文学的范畴。此前美国史学研究的特点是：在内容上偏重*和战争；在表现手法上侧重行文优美。长期以来，美国史学一直是隶属于文学的一个分支。到19世纪70年代，美国的史学研究发生了一个重要变化，即历史研究人员的专业化，这种专业化使史学从文学的依附地位中挣脱出来，成为一个独立的学科，并且摆脱了文学重抒情的浪漫气息，开始更多地注重揭示历史事件的内在联系和规律。更可贵的是，特纳认识到由于历史处于社会不断变化的潮流中，因此史学要研究处于运动中的各种联系。如果历史学家“仅仅是努力确切地叙述事情的本来面目和谈论事实”就会陷入困境，原因是“他们所阐述的事实不是建立在一定条件下的坚实基础之上的”，而是“处在变化不定的潮流之中，其本身也是潮流的一部分，这种潮流就是当时错综复杂的相互起作用的各种影响，之所以成为具有重要意义的事实是因为它们同当代植根更深的各种运动有着各种联系。这些运动是逐渐发展的，而且常常是许多年过去了，才能看出事实的真实情况，才能判断它在历史家著作中应有的地位”。[7][7]

特纳的边疆理论，力图从经济和社会生活的角度去寻找美国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突破了传统的史学囹圄，抓住了美国19世纪历史发展的最有力脉搏——西进运动：自有土地的存在和移民的浪潮。边疆假说提出后很快得到承认和拥护，它从一个新的角度来构建新说，较为科学地解释了美国历史的理论框架。边疆假说在发表后的30多年里得到了史学界的普遍认同和广泛传播。一方面，对社会而言，边疆学说满足了人们希望用一种崭新的理论来解释美利坚民族价值体系的普遍心理需求，第一次用一种学术理论论证了美国的价值体系，因而大受欢迎，人们开始用“边疆思维”来审视美国过去一百年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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