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不得不去改行去干农活；到了19世纪中叶，特别是工业革命以后，除了极少数东部以及许多欧洲的熟练工人改行成功，边疆难以成为工人的“安全阀”。原因是迁居西部的费用是东部人难以克服的一道难关，通常建一个规模为80英亩的农场至少要花1500美元，而东部工人的日工资不到一美元，他们是无力支付这样的一笔款项的。尤其是在大萧条时期，劳工尤其难以转化为农民，原因是在每一次经济大恐慌发生前，总有一段物价暴涨的时期，工人们耗尽了他们的储蓄。有些人想先在西部农场作雇工，然后成为独立的农民，这在当时也是非常困难的：当他们学会了必要的技能，却发现无法从他们250美元的年薪中省出钱来购置农场并支付维持费。
可见，西部边疆对东部社会的安全阀作用是有限的：在殖民地时代以及19世纪前期，东部工人源源不断地进入西部地区后可以在城市工厂找到工作，西部容纳了从欧洲源源而来的移民，从而吸收了不少的工匠和技工，减轻了东部城市的就业压力；而在19世纪中叶以后，安全阀的作用则是微乎其微的，由于拓荒地带及工业区之间的距离变大，“安全阀”的作用缩小了：密西西比河以西的边疆从附近的农业区而不是工业化的东部吸收新移民。[19][19]
20世纪50年代以后，学者们又开始重新评价特纳的理论，以一种既不完全接受，又不完全排斥的态度来看待边疆学说。客观地说，特纳的多数观点需要补充，还有许多需要修正。值得肯定的是，他慧眼独具地看到了边疆——西进运动在美国社会发展的整体上的脉络，以及边疆经验的独特性。边疆学说以独特的研究视角为人们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考维度，特纳对美国前期的社会历史的解释有其新颖独到和可取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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