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廷宣布“缩改于宣统五年实行开设议院”，但并未言及设立责任内阁的日期，而且强硬申明，此次立宪年限“一经宣布，万不能再议更张”。在野立宪派再次齐聚北京请愿，要求速开国会，设立内阁。东三省总督锡良，并未遵从清廷谕令，再次致电军机处称：“国会成立之迟速，与东三省时局大有关系。现在开设国会之年限已奉旨缩短，自应钦遵办理，何敢再渎？”但是，“东三省情形日益岌岌，所有一切设施，必须面为陈奏”，要求军机处代奏，“恩准赴京陛见”，[58]企冀亲向清最高统治者剀切面陈利害关系。 

12月6日，奉天谘议局、教育总会、商务总会等的代表两万余人，齐赴总督衙门请愿，要求锡良为其代奏请速开国会书。锡良居然又是义不容辞地代奏并电请清廷：“伏乞圣明俯允所请，再降谕旨，定于明年召集国会，大局幸甚”，甚至不惜以去职相请，“如以臣言为欺饰，请先褫臣职，另简贤能大员，以纾边祸”。[59]由此可见锡良的*理念与*勇气，决不逊于其他汉族地方督抚。 

    综上所述可见，若以满汉之别论其顺应历史发展潮流与否，确有民族偏见的影响。故时人曾有言：“满人非尽恶也，有革命思想谋社会进步者，固不乏（人），不可因其满人而一网打尽”。而“汉人非尽良也，助纣为虐，为桀作犬者，今日之当道皆是也，不可因其汉人而置之不问”。[60]杨度也曾分析说：“满汉官缺制度之改革”，因“满人不甚大为反对而即以奏功”，只是“一言及撤驻防之兵，裁虚糜之饷，则群起而哗之矣”。[61]意思是说，清末满汉之间的民族矛盾与意识并不突出，对于宪政改革赞成与否，也与其人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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