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前，康有为说，只要汉人有真才实能，虽“匹夫可以为宰相，自同治年来，沈文定、李文正、翁常熟，迭相柄政；曾文正、左文襄、李文忠则为外相，倚畀极重……即今除荣禄、庆邸外，何一非汉人为政乎？军机除荣禄外，王文韶、鹿传麟、瞿鸿禨三相，皆汉人也”。[68]康有为这一满汉关系的估计，当然是不全面的，由此论证满汉民族或官员在*上已经平等了，更有其*的目的。但若就此时满汉官僚在清廷中*地位与权力格局而言，则是事实；若就汉族官僚在清廷中的影响作用大增，或者满汉官僚在满汉民族意识、*关系、*权力方面，所呈现出的趋势不是极端尖锐的对抗，而是同化融合而言，则也是大致不错的。 

薛福成对咸丰朝以后满汉官僚关系的认识，与时人或今人有所不同。他说：曾国藩指挥湘军攻陷太平天国首都天京后，“推使相官文恭公居首，而己次之”；满人将军都兴阿受命督师剿捻不久，李鸿章即已将捻军平灭。都兴阿不与汉人争功，“谦不报捷”，“大功之成，由汉大臣专报，自兹役始”；左宗棠出兵平灭回民起义之役，清廷信任以专，“竟不参以他帅（指满蒙亲贵）”。所有这些，皆足以证明同治朝以后，“满汉已无町畦”。[69]薛福成的这一说法虽并不正确，但却代表了部分汉族封建士大夫对于满汉关系的认识，至少说明此时的满汉民族矛盾并不尖锐突出。 

笔者认为，清末满汉官僚间的矛盾斗争，不过是满汉官僚同化融合过程中的矛盾斗争，汉族官僚对于清廷政权*上的认同远远多于、重于其对满汉矛盾、满汉意识的认知与理解。东南地区汉族地方督抚与英美列强商订的《东南互保章程》，决非以汉族地方督抚对中央朝廷*上的离心力或满汉矛盾所能解释的。我们姑不论这些汉族地方督抚是否仍以清廷臣子自视自居，仅就这些汉族地方督抚的“互保”行为受到满族重臣荣禄的暗中支持而言，即足以说明问题。驻美公使伍廷芳揭示当时的秘密说：正是由于荣禄不断向东南地方督抚通报中央朝廷的内幕，才使得“东南疆臣有所秉承，因得慎守封圻”，东南地方督抚与列强的“互保”，使得大清朝得以“危而复兴，全仗元臣（即荣禄）硕划”。[70]事后，清廷称赞东南地方督抚的作法是“度势量力”的“老成谋国之道”，与朝廷的“意见正复相同”，[71]决非皆为自我解嘲之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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