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清代二百余年的满汉交往过程中，不但部分汉人承认满族同是炎黄之后，如严复曾说，满汉两族“同是炎黄贵种，当其太始，同出一源”，[66]即使是宗室盛昱，在其所作诗文也曾批评“小哉洪南安（承畴），强分满蒙汉”，提倡“大破旗汉界”，其目的在于“起我黄帝胄，驱彼白种贱”。[67]这清楚地表明，不但满族人，就连觉罗宗室也心甘情愿地向汉族人的祖先黄帝认祖归宗，向着与汉族同化融合的方向发展。盛昱强调与汉族同化融合的动因之一，是出于驱逐侵略中华的“白种”异族的*需要，隐含着明确的近代民族意识。康有为、梁启超大倡融满汉畛域，满汉一家，除了其依靠清帝变法维新的*立场外，同样具有将国内满、汉、蒙、回、藏等“小民族”合为“大民族”，共同抵御他国异族侵略，保中国，保中华民族免遭灭绝的近代民族意识。 

再次，就满汉官员的民族意识、*关系、*权力而言，同样是一种同化融合的发展趋势。 

嘉道时期满汉民族矛盾开始明显缓和，这在地方督抚的满汉官缺比例变化上有所表现。此前，满蒙旗人占据着地方督抚的大多数缺位，把持着各省地方政权。1840年鸦片战争前后，这种情况开始发生较为明显的变化，有的年份地方总督、巡抚已是旗汉各半了。1850年时，10个总督中，旗员占有4缺，汉员占有6缺；15个巡抚中，旗员只占1缺，汉员占有14缺。而到了1864年，情况又发生了明显的变化，10个总督中，旗员仅有2缺，汉员则占有8缺；15个巡抚之缺，则皆为汉员占有，并无旗员。 

从清地方督抚缺位比例的变化上我们可以看出，嘉道以后，特别是咸同以后，满汉官员的*关系与权力格局，均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这首先是满汉民族互相认同融合的结果。其次是清王朝的*统治已完全巩固下来，满洲贵族对汉族官僚的戒备心理已大为减弱，对汉人出任地方督抚的限制已有所放松。另外，满洲贵族的逐渐衰败，太平天国起义后的严峻形势等，为汉族官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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