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有清一代的历史，我们会发现，清王朝入主中原初期，满汉民族意识异常强烈，民族矛盾异常尖锐，斗争也异常的惨烈。但在清王朝二百余年的统治过程中，清统治者也的确采取了一系列缓和国内民族，特别是满汉民族矛盾的政策、措施等。诸如停止野蛮的圈地、以文字狱为主要表现的民族文化专制有所松动、采取种种措施，平满汉畛域、取消满缺与汉缺之分[63]、允许满汉通婚[64]等等，所有这些都不同度地缓和了满汉矛盾。客观地讲，到了康雍乾以后，满汉民族意识与矛盾，已逐渐淡化缓和，至少已明显地显现出这样一种趋势。否则，人们无法令人信服地解释少数的满族贵族何以能维持其二百余年的*统治。章开沅先生有关“满族入主中原以后，一方面是恩威兼施政策的收效，一方面是本身汉化程度的加深，使满汉之间的敌对情绪已逐渐减弱”[65]的论断是正确的。 

19世纪50 年代爆发的太平天国起义，以“奉天讨胡”，推翻满清统治相号召；20世纪初的革命派在号召进行*、社会革命的同时，又高张“民族主义”大旗，大倡排满，于是久已沉淀隐伏的满汉民族意识再次被人们激活激发起来，风雷般地激荡于中国社会。客观地讲，革命派有关满汉关系现状的描述与论断，并不完全准确科学（见后论）。 

其次，就满汉民族关系的发展情形而言，有清一代满汉间的矛盾不是在加剧，而是在缓和。 

满汉两个民族之间，既有矛盾，又有互相的认同；既有强制性的认同，又有非强制性的自然认同；既有满族对汉族的认同，如清王朝“清承明制”，在国家*制度与机构等方面同化入中原汉族政权之旧，在思想文化方面完全继承了以儒学为代表的传统文化与价值观念，清统治者，甚至是最高统治者，已不再顽固坚持满语满文，普遍采用汉语汉文。汉族士大夫“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民族警觉心理，也已发生重大的的变化，康有为所谓“国朝（即清王朝）久统中夏，悉主悉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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