些札付、号布之类，从表面看是作为一种凭证使用，有的札付上写有一定内容，或许给一定官职等；有的号布之类，则只是刻个印记，立个年号，进行广泛散发，做为入伙的凭证。散发者利用散卖，可以得到银钱；对于买者来说，有的则表现出一种恐惧，只图万一事发，天下大乱，有此旗札，即可保全自家，免遭劫难，在惊恐之下，用银钱买根渴望能救命的稻草；有的则显露出几分贪心，梦想造事者果能成事，出钱者亦可以胜利者的身份得到一官半职。这是中国封建社会中典型的建立在小农经济基础上的社会意识，人们习惯于这种意识支配下的，既恐惧乱世的灾难临头的心理，又渴望趁机得到一点好处的价值取向。
当然，在清代也有使用散札、揭帖，作为号召群众的手段，进行各种斗争的。如，雍正六年间，即曾有人送札给岳钟琦，公开要他反清。岳钟琦将送札之人拿下，并将审问情形，一并奏报给雍正皇帝。雍正帝接阅后，非常感慨，于雍正六年十一月初五日，给其亲信云南总督鄂尔泰钦笔朱谕一道，并将岳钟琦原奏抄附。朱谕内写到：“此系岳钟琦密奏之折，录来卿看，竟有如此可笑之事，如此可恨之人。随系匪类逆言，览其言语，不为无因，似此大清国皇帝做不得矣。还要叫朕怎么样？朕思必系苗疆内汉奸，复通同海洋外寇，其党类必有，而此人光景乃一亡命，料一般不肯将实情伙逆出首，已著岳钟琦再加详细设法审问矣。但伊既有六省一呼之大言，其中必有同类暗藏，此数省之逆党当留心，遇事体察，如八达寨米贴等处，曾究问及汉奸指示否，如已结乌蒙、镇雄等处，亦当复加留心访察可也。至于百姓流离，官吏刻薄之言，舆论果否与此，实未闻者。”可见雍正帝对札内所叙，亦认为并非全无所信之处。十一月初十日，鄂尔泰接阅后复奏：“敬诵朱谕，详看抄折，不胜发指，不胜伤心。”鄂尔泰也表现出无可奈何。
二、江、浙等地割辫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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