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见制度的出现，使得封建社会对官员的考核与提拔更加趋于完善，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提拔官员中舞弊现象的发生。但由于引见制度毕竟是在“大计”、“京察”的基础上形成的，如果在部院、督抚的考核中未被列为优等，即使才守俱佳也不会得到引见的机会，更不可能被晋升。简言之，皇帝的“验看”只能打破一部分并不称职官员的升迁梦，并不可能给所有合格的官员提供同样的升迁机遇。在此仅以两位得不到升迁的知县为例，以期揭示进见制度的局限。

曾在甘肃担任数年知县的牛运震，就是被引见制度所遗漏的一位不走运的人。雍正十一（1733）年中进士的牛运震，直到乾隆三年（1738）时起才在甘肃秦安、平番等地相继担任知县。牛运震为官干练，政绩突出，把刑名钱粮等庶务办理得井井有条，不仅断案公正，在钱粮征收上也有一套防止胥吏渔利的办法。他既重视文教，也有环保意识，曾建立书院，主持开渠、修路、植树造林。这样一位才守俱佳的州县官员不仅未在大计中列为“卓异”，反而因当地百姓送给他一件“万民衣”遭到弹劾，并被革职（41）。

另一位与引见制度无缘的官员则是顾奎光。顾奎光系乾隆十年（1745）进士，在湖南泸溪、桑植任知县长达11年。他在任职期间奖励种桑养蚕，发展丝织业，还集资建立学校发展教育。他关心百姓疾苦，断案公正，深受百姓拥戴，被誉为当代“元结”（42）。然而就是这样一位政绩卓越的官员，在连续当了11年的知县后仍未能晋升，究其原因即在于大计中未被列为“卓异”。

引见制度是对封建官僚体制的补充与完善，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少这一体制的弊端，但却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封建社会吏治腐败的问题，这一点在捐纳出身的官员上表现得比较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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