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些特大贪污案件中，捐纳出身的官员占有相当大的比重是一个不容忽视的现实。即使皇帝引见、亲自考察，也堵不住这种制度上的漏洞。前文提到的云贵总督勒索属下案中的恒文，就是在40岁时“由生员捐主事，雍正二年用礼部主事，六年用户部员外郎，十年用监察御史，乾隆六年四月内奉旨补授甘肃分巡平庆道”。恒文在陛辞时给乾隆留下的印象是：“人聪明，一边去得的”。乾隆八年十月引见恒文，皇帝的硃批是：“比先前老成些，似有出息。”乾隆十年九月引见时的硃批是：“聪明人，只可此而已，若甚无人，可以臬司用，但恐器小易盈。”乾隆二十一年十二月引见时的硃批是：“人聪明，尚去得”。（43）然而上任云贵总督才几个月的恒文，就因勒索属下而被弹劾。

发案于乾隆四十六年的甘肃冒赈案，是乾隆时期最严重的一起贪污大案。在这起惊天大案中的三名要犯，全是捐纳出身，而且这些犯官也全都被皇帝引见过。这种看似巧合的现象，所反映出的恰恰是一种必然。

在此案中的第一号人物就是奉命主持捐监的王亶望。王亶望系王师之子，“由举人捐知县，乾隆二十六年用甘肃知县，二十七年二月遵豫工例捐知府”。乾隆二十八年二月，王亶望被引见，乾隆写下的硃批是：“此人竟有出息，好的。”在引见后“奉旨发往甘肃，以知府用”。乾隆三十七年七月，王亶望再次被引见，皇帝的硃批是“竟好。王师之子，将来有出息。”（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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