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不能使自己身份的独立性进一步发展。初期的棚民，脱离了政府的户籍，就使封建政府失去了对棚民的正常管理手段，因此棚民在身份上是相对自由的。他们同地主、山主签订租山契约，“年限一满，则弃而之他”2。以租地的形式生产，同买地相比，不仅能够较自由地选择生产地点，还使他们对封建政府的人身性相应减弱，不对封建政府承担什么法律上的义务。因此，他们宁肯租山而不买山，尽管“租价倍于买价”3。他们知道，买地必须到政府去办理手续，“过割”这块土地所承担的税粮，这就把自己束缚在封建政府手中，即“知过户之必须完漕粮，不能脱身也”。租地则没有土地所有权，“年满后则归山主，则招佃即不管漕粮”4。那些依赖佣工生活的棚民，由于他们没有户籍，也不固定在一定的土地上，因此，对雇主亦可随时脱离关系，能够较为自由地出卖自己的劳动力。在福建省建阳县山区，为租山植茶的江西人佣工的来自江西的棚民即有这样的特点，“此等小民，朝秦暮楚，迄乏定主”5。
清政府通过户籍的处理，使一部分棚民入籍，另一部分棚民则置于保甲的管辖之下，正是限制了棚民的自由性的进一步发展。首先，入籍要有土地、庐室和坟墓，这既使棚民重新同生产资料——土地紧密结合，又把棚民固定在狭小的地域内。棚民通过土地向政府承担纳税义务，并交纳丁口税。6那些租地的棚民也必须到政府登记，“如不赴官报明，径自搭棚居住者，照盗耕田亩律治罪”7，这就保证了所有的租山棚民必须在政府的掌握之中，由政府将其编入保甲，并由山主保结8，形成棚民对山主的人身依赖性。那些佣工的棚民，在保甲中也被政府强行置于对雇主的人身依赖关系之中。清雍正年间，浙东各县的棚民佣工就是这样被强行结成山主、（原字为上草，下尞）主与挈工之人的多重保结关系中。在金华、衢州、温州、处州、台州一带地方，分布着一些来自福建、江西的商人，他们招集外地农民进山开炉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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