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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无非觉得眼下人口繁滋，米价上涨，社会骚动，治国用人的老办法有的显然已经失灵了，为了大清帝国长治久安，不得不对传统方针政策做出某些调整。闽广地区开放海禁和解除矿禁，也许最能检验康雍乾三位皇帝用人之道的新思路，以及他们都曾经历过的程度不同的犹豫和动摇。当时中国人口压力最大的是东南沿海闽广地区，那里山多田少，过剩人口或漂流海外，或就食江西湖广川陕，显然这都不是根本解决的办法，只有利用濒临大海、地多矿藏的有利条件发展海外贸易和工矿业，才是吸收过剩劳动力的前景光明之路。康熙晚年，从国家安全的*高度考虑下令禁止东南沿海商民前往南洋贸易，迨雍正中，旗员闽浙总督高其倬以闽省“福、兴、漳、泉、汀五府，生齿日繁，多无田可耕，流为盗贼，势所不免”为由(51)，奏请开放洋禁，以广其谋生之路。雍正准高其倬所请，重新开放对南洋贸易，从而带动了东南沿海地区外向型手工制造业的发展，吸纳了部分过剩人口，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社会矛盾。再来看广东的矿禁。自康熙、雍正以来，广东矿禁时弛时禁，朝廷政策摇摆不定，乾隆初争议再起，广东提督张天骏以开矿每致聚众滋事，“为海疆安靖之计”，力主继续禁止开矿。两广总督旗员鄂弥达具折批驳，略言现在粤东召商开采铜矿，铜斤充裕，制钱流布，方便百姓，有利国用，无过于此。况且粤东山多田少，小民生计艰难，如果就近召募开矿冶炼，滨海无数失去土地的流民都可以借此找到生计，可见开采粤东铜矿不仅有裨鼓铸，而且利益民生。提臣张天骏奏请禁矿，不过是借“安靖海疆”之名，达到推卸责任、保全自己官位的目的。鄂弥达还针锋相对地指出：“海疆固宜安靖，然所谓安靖者，必地方整理，人民乐业，始可云安靖，非图便偷安，闒茸废弛，侥幸无事，竟置朝廷重务于膜外而谓之安靖也。”乾隆支持鄂弥达，特降旨说：“这所奏甚是。地方大吏原以地方整理、人民乐业为安靖，岂可以图便偷安，置朝廷重务于膜外而谓之安靖耶?”于是命将张天骏交部议处。(52)鄂弥达这个满洲大吏很聪敏，他实际上阐明了所谓“稳定”，其实有因循保守的消极稳定和在发展的基础上实现更高层次上的积极稳定两种不同的涵义。这样一讲，就把稳定和发展这一对本来不好调和的矛盾在理论上统一起来。广东解除矿禁标志着清代国家产业政策一次具有某种崭新意义的重大调整，其影响远远超出广东一省。世界历史表明，人口与资源的紧张关系往往会推动传统社会迈出向现代社会转变的艰难的第一步，18世纪初期中国闽广地区在人口压力下最先出现的解除海禁和矿禁的强烈需要，从某种意义上讲，可以把它看作古老的农业社会的中国迎来的工业文明的第一抹熹微的曙光。如果这样来认识雍正和乾隆对闽广地区解除海禁和矿禁的决策的话，如果这样来认识雍正和乾隆所任用的能员高其倬、鄂弥达 << 上一页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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