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一起迫害杨名时的冤狱，审讯时刑官按雍正授意问他：“你说历任多年一个钱不要，为什么收下属金杯缎匹?”又问他：“看你所行的事与你所说的话都不相符，看你举动都是你装出来的假样子，这样看来，你任内不肖的事体自然还有，你一一据实供来!”(57)乾隆比雍正还霸道，理学家尹会一之子、大理寺卿尹嘉铨的假道学在被尽情地嘲弄一番之后，竟“从宽”被处以绞刑。乾隆时期，不管真道学还是假道学，统统被世人鄙而讥之，纪晓岚就看准了*风向，专门去揪假道学的小辫子，连晴雯也揶揄说：“袭人吗?越发道学了，独自个在屋里面壁呢。”(58)可见道学之不容于当时官场与社会。在泼出假道学脏水时把盆里道学这不错的婴儿也泼出去了，士大夫道德与精神的堕落恐怕与此不无关系吧。
康雍乾三位皇帝对清官和道学的苛责，既有思想方法绝对化的问题，也有*上的成见。他们都恶臣工结党，而尤恶沽名。为什么沽名比结党还可怕呢?江宁巡抚汤斌在苏州所出告示中有“爱民有心，救民无术”之语，大学士明珠告发他“谤讪”君上，康熙也责备说“彼为巡抚，果爱民心切，岂难据实上奏，何乃出‘救民无术’之语?”(59)一个省级官员讲几句“爱民有心，救民无术”之类的话，究竟触犯了什么大忌讳?在今天很难理解。但在专制时代，如此一说，就隐含世道暗无天日、百姓水深火热之意，喜欢听好话的皇帝心里岂能舒服?况且，一切爱民救民之举都应恩出君上，你汤斌有什么资格讲“救民”?清官一个大优点也是一个容易触犯逆鳞的大毛病是总按捺不住要“为民请命”，这在*上是和君主专制水火不容的。云南巡抚杨名时也是个不识时务的讲道学的清官，在下面做了很多减轻农民负担的好事，老百姓说他好，他却忘记推功于皇上，结果雍正斥责他“只图沽一己之虚名，而不知纲常之大义，其心实愿父为瞽瞍，以成己之孝，君为桀纣，以成己之忠”，“君父且不顾，岂尚计及于吏治民生乎?夫以盗名之邪念，至欲以君父成己之名，在家则为逆子，在国则为逆臣，天理尚可容乎，其罪尚可逭乎?”(60)人主之所以深恶痛疾清官的“为民请命”，恐怕再没有比雍正表述得如此穷形尽相了。认识上的偏见加上*上的成见交织在一起，无疑更加大了舆论导向的偏差。
一代官吏的趋止，一代官场的风气，说到底，与最高统治者的导向有很大关系。乾隆中期以后士大夫道德自律松弛的原因固然很多，而追本溯源，自康熙开始的持续百年之久的误导，自应负一定的责任。在总结造成当年吏治迅速腐败的历史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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