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清官的个人，绝少十全十美的完人，他可能有种种毛病，诸如短于理事，因循保守、拘泥偏执、猜忌刻薄、虚伪好名、言行相违等等，康雍乾三位皇帝对某一个号称清官者的批评，就“这个”清官来说可能并不错，但这种批评多了，且出自皇上之口，问题就严重起来，似乎只要是操守廉洁的清官就难免此类通病，这样一来，作为整体的清官，或者说被抽象化了的清官的身上就被泼上了污水。更加严重的是，清官是中国*文化中一个值得重视的现象，在中国老百姓的心底里，早就矗立起了操守廉洁、秉公执正、刚正不阿、为民请命的完美形象，在清官身上寄托了他们对社会正义的期望，特别是对社会财富公平分配的向往；在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目中，出仕做一个清官也是他们终生追求的理想，“修齐治平”首举“修身”，宋明以来，士人笃守程、朱者，注重讲学，析理精微，而学本陆、王者，则以慎独为宗，治身务自刻厉，二者虽有门户之别，而为官皆重志操洁清，多能无负其所学，在他们身上总有一股正气，这就是弥足珍贵的儒家理想主义的精神，而不学无术的所谓能员既少学问根底，监控稍疏，即难免放辟邪侈，无不为已，和他们是不可同提并论的。公平地讲，康熙皇帝对此并非无所鉴察，但出于对效率、发展的偏求和下面就要提到的*方面的原因，所以讲了一些如不能办事的清官反“不如不清之官”、“即使操守平常，民犹谅之，未若自恃廉洁，贻累地方之为甚。譬如木偶泥人，纵勺水不入口，安所用之?”之类有意无意厌薄贬损清官的话，从这里已埋下了日后思想上是非标准趋于混乱的根子。
再来看康雍乾三位皇帝对假道学的批判。道学以继承孔孟“道统”为职志，讲道学上者注重身体力行，其德量、操守、政事，皆足令人神往，即不够纯粹，也多能为循良之吏。但儒家理想主义所悬标准过高，因此讲学者又不免虚伪迂阔，最下者甚至流于欺世盗名，为世人所诟病。康熙时的理学名臣熊赐履的“嚼签子”、李光地的“负友”和“夺情”最是显例。康熙之尊道学有*上的考虑，故对熊、李之辈都能优而容之，但心底里自有看法，他曾和大学士们私下讲：“讲道学之人，家中危坐，但可闲谈作文，一有职任，即有所不能。若不用此辈，又以不用士人为怨，朕何必令人怨耶?即如汤斌、耿介与赵申乔辈，朕皆用至大臣。”(55)到雍正、乾隆那里可没有这么客气这么讲究治术了。他们对道学似乎有一种仇恨心理，对付讲学者惯用的伎俩是专揭他的秃疮痂疤。云南巡抚杨名时以道学自励，号为士人领袖，雍正骂他：“假道学，实系真光棍!诚为名教罪人、国家蛊毒!”(56)蓄意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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