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皇帝所遇到的改革压力是历史上任何一个朝代统治者不可同日而语的。幸运的是，相继在位长达一百三十几年的康雍乾三位皇帝，顺应时代潮流，确实对旧体制进行了诸多改革。今天，雍正的改革已为人们所公认，其实这段有声有色的改革溯源于康熙，贯注于乾隆，不过是整个改革进程的一个高潮而已，其硕果就是造就了中国古代最后一个、也是最辉煌的一个盛世——康乾盛世。康雍乾三位皇帝也终于摆脱了中国历史上凡倡导改革者难逃噩运的宿命，而以其文治武功彪炳史册。这恐怕要归因于客观上时代有比较强烈的改革需要，他们又顺应时代的变动，对于传统的治国方针和用人之道适时地进行了调整。
如果说时代变动，那么，康雍乾时代一个最重大的最突出的社会问题就是人口剧增。大约在乾隆初年，人口已达到以往中国历史上的最高峰，即明万历年间的1.5亿，到乾隆末不过半个世纪的时间里人口又翻了一番，突破3亿，许许多多的社会问题也随之而来了，当时的有识之士如洪亮吉就有“盛世之忧”(47)的慨叹。所以说康雍乾时代从一个角度看无疑是个盛世，换一个角度看又是一个亘古未遇、让人不胜忧虑的多事之秋。雍正似乎敏锐地感觉到了时代脉搏的异动，他诚恳地向臣下表示：“士习吏治自唐宋以来不可问矣!朕竭力欲挽此数千百年之颓风，尔等亦当竭力匡勷以勉之。”(48)“此风若不悛改，必致封疆大吏，皆以实心任事、整饬地方为嫌，相率而为苟且之计，吏治何所倚赖乎?”(49)以追求社会安定为终极目标的传统治国方针以及与之相应的用人之道，在雍正看来已经流弊丛集，统治者要想驾稳时代的航船，进而成就一番非常的伟业，就应了张居正“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后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后有非常之功”那句话。康雍乾三位皇帝认准了这一点，在用人之道上，坚决摒弃自恃廉洁而不干实事的巧宦，大胆启用“非常之人”，也就是确有才干见识、勇于开拓进取的能吏，将他们置于推行新政最关键的部位，特别注重选用主持一省或几省军政事务的督抚藩臬等地方要员。大概只有这样看，才能理解康熙说不能办事的清官“反不如不清之官”时的忿*绪，才能理解雍正对“求其过则不得，论其心则实伪”乡愿式的清官何以如此深恶痛绝；才能理解乾隆所说的“朕所简任的督抚大臣以及藩臬两司、道、府亦皆择其能理民事者而用之”(50)蕴含的深意。
当然，康雍乾三位皇帝都不具备把握时代脉搏的自觉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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