赴龙亭叩首谢皇恩呼万岁者数万人”(20)。其实，康熙对张伯行总的评价并不高，他屡屡对臣下说：“张伯行操守虽清，为人糊涂，无办事之才”(21)，“(张)操守虽清，总因不能办事，衙门案件堆积，连年不结，以致拖累多人，经时羁候，民皆怨之。纵不爱钱，于地方何益?”“张伯行向曾奏称，臣无以图报，惟期风移俗易，家给人足。乃抚吴数载，风俗未见移易，近闻苏州百姓生意渐至消耗，米价初只七钱，今长至一两六七钱，民食维艰，所云家给人足者何在?巡抚乃封疆大吏，当诚心为朝廷效力，俾地方有益，不当无其实而出大言，以欺世盗名。”(22)康熙在论及为当世所重的清官如巡抚汤斌等时还说过：“大臣则自有大臣之体，当行有益于地方民生之事，非徒尚操守而已。即使操守平常，民犹谅之，未若自恃廉洁，贻累地方之为甚。譬如木偶泥人，纵勺水不入口，安所用之?”(23)他还泛论过清官的毛病：“清官多刻，刻则下属难堪”(24)。总之，康熙对张伯行、汤斌、赵申乔、张鹏翮、施世纶、彭鹏等为世所公认的清官，是充分肯定其操守清廉的一面，但在康熙心目中，他们不是理想的大臣，特别不是管理一省或几省军政事务的理想的督抚大吏，因为此类人因循保守，短于理事，贻害地方，又难免拘泥偏执、猜忌刻薄、虚伪好名，遇事往往言行相违。对于康熙来说，选用封疆大吏自然注重有才有守，但当才能与操守不可兼得时，他宁可舍弃不能办事的清官，而用操守平常的能吏，因为他认定不能办事的清官“反不如不清之官”(25)。
不过，康熙比雍正更精于治术，他极少在公开场合贬斥清官，上述鄙薄清官的话都是在御门听政时与大学士商讨国家机密事务这一极小范围内讲的，而公开颁布的谕旨则多表白自己如何爱惜保护清官，如“清官不累民，朕为天下主，自幼学问蜒究性理等书，如此等清官，朕不为保全，则读书数十年何益，而凡为清官者，亦何所恃以自安乎?”(26)可见，康熙虽不满因循废事的清官，但他对作为社会公正象征的“清官”的价值深有所悟，也确实期望通过扶植、保护、褒扬此类清官而倡导一种廉正的官场风气。此外，康熙不过慨叹“朕屡为借口操守者欺”(27)，到雍正这里竟发展为“舆论全不可信”(28)。就此而论，他似乎比康熙思想更偏颇一些，走得也更远一些。
雍正重能轻贤、重才轻守的用人之道在他晚年已开始出现某些令人忧虑的迹象，雍乾之际著名史家全祖望即称其时“直省督抚中有为武健严酷之政以为能者”(29)。乾隆御极之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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