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的倚重能员，鄙薄清官，是基于他对于贤与能的不同世俗的独到见解。乾隆中有个叫刘天成的御史不满意朝廷轻贤重能的用人之道，遂奏称“贤、能本属两科，能吏足以理国事，而贤吏乃以培国脉”。这样发挥，绝对符合先儒“贤者在位，能者在职”、“尊贤使能”的古训，乾隆则以为此语谬妄到了极点，特降旨申饬说：

“贤与能理本一致，岂容歧而为二?设官所以养民，即钱谷刑名，何一不关斯民要务?能者擘画裕如，闾阎阴受其福，非贤而何?”“若如刘天成所言，则是碌碌无能之徒，居官一无所表见，转得自诩为悃@①无华，不知其于地方公务废弛已复不少，如是而号为贤员，民生其又奚赖?”“朕所简任督抚大臣以及两司道府，亦皆择其能理民事者而用之，果皆能于其职，则大法小廉，吏治自有成效，此即贤也。”“刘天成之意，不过为庸懦者流文其陋劣，而强判贤、能为二，支离害理且误袭前人抚字心劳之说，掉弄笔头，以逞其猥鄙之见。”(36)

从理论上讲，乾隆这段话说得何其好啊!贤、品德、操守之类，对主持地方政务的大小官员而言，不光是主观修养、道德表率问题，说到底，还要看其政绩如何，而检验政绩的最高标准应该是，也只能是，经济是否发展，地方是否安定，老百姓的生活是否比以前有所改善。

通过以上叙述可以看出，康熙在评价地方督抚等大臣官员时走出了传统的“清”与“贪”的对立，而引出并强调了另一个价值认知的标准——“能”，但又赋予了“能”与“清”难以相容的意味。这在康熙可能是无意识的，但到了雍正那里，则淋漓尽致地发挥“能”重于“清”、因循洁己之清官贻害地方更甚的理论，从而使本来可以兼容的人才标准——“能”与“清”——隐然对立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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