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始终认定人才为根本，《上仁宗皇帝书》论变法纲领洋洋万言，无非“陶冶人才”四字而已。(41)王安石以为，变法最大的障碍是秉持国政的大臣非“安习故常而无所知”的“庸人”，即“恶直丑正而有所忌”的“奸人”。(42)他乞请朝廷罢黜那些“年老、患病、赃污、不材之人”，其中尤以“不材之人为害胜于脏污者”(43)。这话正面来说，自然是宁可用操守有玷的才智之士，也不用因循废弛的庸人。实际上，为了推行改革事业，他打破科举取士和升迁旧规，破格提拔了一些锐意革新、年轻干练，但日后也确实暴露出某些品德品质问题的人才，以致旧党诋毁他“罢黜中外老*几尽，多用门下儇慧少年”(44)。
明朝万历初年，纪纲不振，主少国疑，张居正不避猜嫌，以国家社稷为己任，专政十年，用铁腕手段矫除积弊，贯注心力于国富兵强，明朝几呈中兴之势。和王安石一样，在用人之道上，张居正也属“唯才是举”一派，他说：“本朝则立贤无方，惟才是用。”(45)他深感除旧布新的艰难和人才的重要，遂断言：“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后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后有非常之功。”(46)因此，他的改革构想和方案，多与负地方重任者通过书信直接沟通，而其中多有青史留名的当世文武人才，如镇守辽东的李成梁、镇守蓟门的戚继光、在清口一带治河治运的潘季驯，等等。张居正似乎感觉到了，在治国方针和取人之术确定之后，以富国强兵为目的的改革，其成败将最终决定于在地方能否得到切实的贯彻，而具有方面重任的大员也最能提供为朝廷决策所依据的来自底层的各种信息。
较之宋代和明代，鸦片战争前清代的中国从总体上看虽然没有从根本上动摇传统农业社会的基本架构，但这近二百年间，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的联系日益紧密，反映在国内，则人口成倍增长，白银大量内流，米价持续上涨，社会动荡不安，这一切都从更深层次动摇和瓦解着传统社会赖以存在的基础；海外贸易的长足发展、商品经济的空前活跃，开始改变传统农业、手工业、商业的产业结构和固有的阶级关系，并导致东部与西部、内地与边疆经济文化发展不平衡的加剧；传统*体制和经济、财政、金融制度面临着历史上空前严峻的挑战。总而言之，当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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