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如何鉴别实心任事的能吏与洁己邀誉的清官?雍正的要诀是不要相信舆论，或者反听舆论。(11)道理很简单，雍正解释说：“此等清官，无所取于民而善良者感之，不能禁民之为非而豪强者颂之，故百姓之贤不肖者皆称之；无所取于属员而亦不能禁属员之不法，故属员之贤不肖者皆安之；大臣之子弟、亲戚犯法则姑容而不行参革，地方之强绅劣衿生事则宽待而不加约束，故大臣绅衿皆言其和平而望其久留；甚至胥吏作奸而不能惩，盗贼肆行而不能察，故自胥吏至于盗贼，皆乐其安静而不欲其去任。及至事务废弛，朝廷访闻，加以谴责罢斥，而地方官民人等群然叹息，以为去一清廉上司，为之称屈，此则平日模棱悦众、违道干誉之所致也”。而那些实心任事、整饬地方的大臣官员，往往触犯方方面面人们的利益，反而矛盾丛集，“或谤其苛刻，或议其偏执，或讥其骄傲，故意吹索”，结果却为舆论所不容。(12)由于胸中横亘着不可移异的成见，所以雍正总是按照一种反常规的思维方式臆断：舆论皆称好者，想必是沽名邀誉、欺世奸诈者流；为众人所攻讦而孤立无援者，则应备加呵护。前者可举惠士奇为例，后者以李卫最典型。(13)

当然，雍正之用能员并非事先不了解其中潜伏的危险。他深知“人心惟危”，用人至难，“可信者，非人何求?不可信者，非人而何?”是他深藏胸中的用人宝鉴，从不轻于示人。可见他用能员的前提实际是“可用而不可信”，但与司马光不同，他并不怕能员足以为恶的才，而恰恰十分珍惜并借重其才以办有益之事。雍正谆谆密嘱他的股肱亲信鄂尔泰、田文镜说：“封疆大臣只以留神用才为要”，“凡有才具之员当惜之教之”，“庸碌安分、洁己沽名之人驾驭虽然省力，恐误事，但用才情之人，要费心力方可”。雍正极其自信，说才干之员尽可以放手使用，即“魑魅魍魉亦不能逃我范围也，何惧之有?既至教而不听，有真凭实据时，处之以法，乃伊自取也，何碍乎?”(14)雍正还处心积虑谋划出防范能员挟才作恶的办法。这办法非常独特，就是通过密折制度来伺察大臣官员一言一行、一举一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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