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段话既是司马光对历史经验的沉痛的总结，也是对为他所不惬于心的王安石变法的影射。经过司马光辨析与发挥的先儒“贤者在位，能者在职”的思想，遂成为中国古代用人之道的最精辟的经典表述，对传统*的影响极其深远。

同司马光“与其得小人，不若得愚人”的重德轻才的取人之术大异其趣，雍正皇帝在*实践中倡行了一条“宁用操守平常的能吏，不用因循误事的清官”的重才轻德的用人路线。

雍正并不一般地抹煞品德的重要性。他认为“居官立身之道，自以操守廉洁为本”，但“安民察吏，兴利除弊，其道多端”，“操守者，不过居官之一节耳。”⑥“礼义廉耻”乃宋儒所讲的“国之四维”，雍正是这样对新科进士阐释他所理解的“廉”的涵义的：“箪食豆羹，一介不取”，不过是廉之小节，而“理财制用，崇俭务本，使天下之人家给人足，路不拾遗，盗贼不生，争讼不作，贪官污吏无以自容——此廉之大者也。”⑦

雍正也不一般地反对清官，但他认定：“洁己而不奉公之清官巧宦，其害事较操守平常之人为更甚”⑧。他在雍正四年(1726)七月发表了一道全面阐述识人、用人、察人的长篇谕旨，梳理一下，大概有以下几层意思：一是洁己而不奉公之清官“但恃其操守，博取名誉，而悠悠忽忽，于地方事务不能整饬经理，苟且塞责，姑息养奸，贻害甚大”；二是“操守平常者，其心既不敢自恃，心怀畏惧，颇能整顿经理，一有不善，即加惩戒，而在朝之官员及伊属下之官吏绅衿人等，皆伺察其过，不肯为之隐讳，是以此等之人，贻累于地方者尚轻”；三是“若操守既更胜于他人，而又能实心任事，整饬官民，不避嫌怨，因而遂不满众人之意。”⑨总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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