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士、云贵总督鄂尔泰服膺雍正鉴衡用人的“宝训”，在回应皇上教诲的密折中自述用人心得时说：“大小文员内，才守兼优者料难多得，须先取其才干，次论其操守”(15)。又说：“忠厚老成而略无材具者，可信而不可用；聪明才智而动出范围者，可用而不可信。朝廷设官分职，原以济事，非为众人藏身地。但能济事，俱属可用，虽小人亦当惜之教之；但不能济事，俱属无用，即善人亦当移之置之。”“有才有守者，实难多得，而有才无守之人，驾驭稍疏，即不用于正。惟能动其良心，制其邪心，使彼熟知利害，渐爱身名，然后可以济事。”(16)这位被雍正誉为“督抚标榜”(17)的人物断言：“贪官之弊易除，清官之弊难除，实缘贪官坏事，人皆怨恨，乐于改正；清官误事，人犹信重，难即更张也。”(18)总的看来，在用人思想上，鄂尔泰不出雍正之范围，这是不言而喻的；只不过雍正以之鉴衡、使用督、抚、布、按等所谓封疆大吏，而鄂尔泰则以之推广及于督抚之下属道、府、州、县而已。从某种意义上讲，当时满汉臣工的居官立身之道，正是以这种思想为指导而日渐塑造成型的。其流弊是，清官不容于世而能吏大行其道。
雍正的用人之道与他的父亲康熙其实是一脉相承的，而后世论者却多以为康熙年间清官虽不为时容，但往往受到康熙皇帝始终如一的扶植和保护。这样讲，无疑是有一定根据的；但康熙鄙薄清官、重能轻贤的另一面，却很少被人提起，而这一面恰恰是康熙内心深处的真实思想，对其后世子孙，乃至整个清代*的影响也极为深远。
对当时所谓“天下第一清官”张伯行的品评、鉴衡和使用，大概可以集中反映康熙的用人思想。康熙五十一年(1712)两江总督噶礼与江苏巡抚张伯行互参案是为当时震惊朝野的重大事件。噶礼是满人，办事历练，但其操守即康熙也表示“不能信”(19)。不过，此次张伯行参劾他贿卖举人得了白银五十万两却查无实据，前往审案的钦差大臣的判断对张伯行极其不利，最后由康熙亲自裁断，以噶礼革职、张伯行革职留任结案，嗣后又将张伯行内调京中大臣。此事甚为世人所称美，据说圣旨既下，“吴中士民欢声如雷，榜于门曰：‘天子圣明，还我天下第一清官’，焚香结彩，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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