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有一个十分值得珍贵的文化传统，那就是牧民者应时时怀有一颗重民天而厚民生的诚敬之心。由此出发，宋儒司马光发挥了仁义治国、不兴革、忌扰民、用人重德不重才的稳定第一、因循保守色彩浓厚的一面，而王安石、张居正以至康雍乾三位皇帝则强调了以改革求发展、以发展改善民生、用人重能而轻贤的务实高效的另一面。前者适应发展比较缓慢的农业社会时代，且拉起孔孟之道为大旗，所以一直居于正统地位，后者应社会变动之运而生，乘时代进步之势而发展，在理论上也不难从三代圣帝明王那里找到依据，自然给人一种生气勃勃、耳目一新之感。但毕竟古代的中国始终未脱农业社会基本框架，传统因循的势力又郁积深厚，阵容严整，所以，诚如乾隆皇帝所言，后者最终不过是“权宜办理”(53)之计。但千万可别小看了这因时制宜的权变之计，中国在18世纪出现了举世瞩目的康乾盛世，原因是多方面的，康雍乾三位皇帝顺应历史发展趋势，勇敢地举起了批判(尽管这种批判有时采取了对儒家教条另类解释的方式)因循保守的传统儒家理念的大旗，从而在一定程度上调整了治国之术和用人之道，实在是最重要的原因之一。

康雍乾三帝从满族务实的文化传统出发，奋力振刷传统居官立身之道的流弊，大胆起用为主效忠且有干才识见之能吏，因而*上富有朝气，建树颇多。但物极必反，其重能轻贤、重才轻守倾向慢慢走向极端，就难免滋生新的流弊。

平心而论，御史曹一士所针贬的时弊“贪吏、酷吏者，无一不出于能吏之中”，实在是雍正、乾隆始料不及的，也是他们不愿看到的。如果深究起来，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但一个重要的不可忽视的原因是最高统治者舆论导向出了某种偏差，这种偏差从康熙皇帝之鄙薄清官时已初见端倪，到了雍正、乾隆手里，则为害一发而不可收拾。曹一士在批评重能轻贤的流弊时曾说：“人主好尚一乖，臣下取舍顿异，故转移之机，不可不慎。”(54)这个方正的御史所讲的话未必都对，未必没有偏颇之处，但这一点他毕竟抓住了要害。

 << 上一页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