贪官污吏是封建社会的痼疾。有清一代，至乾隆朝官吏贪墨之风尤盛，其时，不仅案件多发，婪赃巨大；而且上至部院督抚，下至胥吏衙役，几乎无官不贪，据朱彭寿的《旧典备征》记载：乾隆一朝，仅二品以上大员因贪赃被处死者，就有三十人之多。[1]然而，尽管乾隆帝严刑峻法，却无止于世风之日下，特别是督抚大吏的贪黩，至乾隆中后期更是屡禁不止。其势态正如清人薛福成所说：“督抚如国泰、王檀望、陈辉祖、福崧、伍拉纳、浦霖之伦，赃款累累，屡兴大狱，侵亏公帑，钞没资产，动辄数十百万，为他代听罕睹。……然诛殛愈众，而贪风愈盛。或且惴惴焉，惧罹法网，惟益图攘夺刻剥，多行贿赂，隐为自全之计。”[2]

乾隆朝贪风之盛，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从根本上说，它是封建官僚*日趋腐败的产物，而封建盛世之下，官绅士子追求豪华生活的社会风气，也为贪墨提供了特殊的环境。但是，乾隆惩贪，何以会出现“诛殛愈众而贪风愈甚”的社会效果呢?笔者以为，除了上述原因之外，在皇权至上的专制主义制度下，乾隆皇帝作为封建*的主要规范者，其*素养、统治作风，以及个性与爱好，都无不对时政产生重要的影响。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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