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珅婪赃纳贿，直接导致了两种后果：其一，督抚贵位在*目的与利益的驱使下，为行贿和砷，投其所好，而以上索下，或监守自盗，亏空国帑。如当时“任河督者，皆出其私门，先以巨万纳其帑库，然后许之任视事。”[22]其二，上行下效。和珅恣意贪婪，官吏争相效犹，交以和坤为“奥援”，有恃无恐．故乾隆后期的贪污大案，凡情节严重、手段卑劣者，无不与和珅有关。  

 如被乾隆皇帝称之为“从来未有之奇贪异事”的王檀望贪污案。三十九年，王檀望调任甘肃布政使。是时，甘肃赋税旧例，除正赋外还要输豆麦，谓之“监粮”，虽一度废除，未几又恢复了肃州、安西等部分地区的收捐旧例。王檀望到任后，首先收买了总督勒尔谨，使其以“内地仓储未实为辞，疏请诸州县皆得收捐，既又请于勒尔谨，令民改输银。岁虚报旱灾，妄言以粟治赈，面私其银。”[23]为打通关节，王檀望一面以“自总督以下皆有份”[24]为诱，一面指令其党徒兰州知府蒋全迪示意诸州县伪报灾情，迫令所辖道府具结申转，上下其手，相互勾结，形成一个庞大的贪污集团。案发后，由王檀望家“得金银逾百万”，各府道州县地方官得赃二万以上者达二十二人之多。王檀望以布政使之位，上能搬动督抚，下能遍麾州县，形成巨贪团伙，其营私之行径，不过是公开的秘密，只瞒皇帝一人而巳。而“内外诸大巨俱隐忍不言，竟无一人举发陈奏”，非惧王檀望，乃畏和珅之势也。因而黄鸿寿日：“当时督抚如国泰、王檀望、陈辉祖、郝硕之徒，赃款累累，屡兴大狱，皆坤在内隐为躯，迫使之不得不贪也。”[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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