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一，因人立法，徇庇亲信。比较典型的如云贵总督李侍尧。李侍尧“性骄奢，贪黩”，但乾隆皇帝认为他“在督抚中最为出色”，迁武英殿大学士，倚宠独深。四十五年，因贪赃索贿，为云南储粮道海宁参劾，由于情节恶劣，大学士九卿会议斩决，乾隆皇帝却百计回护，命各“直省督抚议”，但当“各督抚多请照初议定罪”[5]时，乾隆皇帝犹欲开脱之，对支持九卿之议的陈辉祖、富勒深等人大加斥责，并不顾众意，以“罪疑惟轻，朕不为已甚之事”，下诏定为斩监侯。不久，即降特旨，赐三品顶带花翎，起用为陕甘总督。此后，李侍尧贪黩如故，屡屡坐法，“上终怜其才，为之曲赦。”[6]又如闽浙总督陈辉祖。四十六年，陈辉祖与安徽巡抚闵鹗元皆因胞弟为王檀望贪污大案成员，坐瞻恂情弊罪，按律，“此时即得二人革职交刑部治罪，伊等亦无可置喙”。但乾隆皇帝却极力开释之，他说：“朕断不肯因其弟株连，遽置重典。且此案内外大臣皆知而不举，又何独归罪于陈辉祖、闵鹗元?现在督抚…时乏员，陈辉祖尚属能事，著加恩免其治罪，降为三品顶带，各留本任”。[7]而且，陈辉祖不仅以“能事”为乾隆皇帝所包容，并受托查抄王直望家藏赃物。但陈辉祖非但没能“洗心涤虑”，知过从新，反而借机侵贪，又酿成一起侵盗官物的大案。尽管如此，乾隆帝意犹宽容，降旨改立斩为斩监侯；只为新任闽浙总督富勒深、浙江巡抚福崧、闽省水师提督黄仕简等连章劾奏，以闽浙两省仓谷亏空，乡县闹漕等词，证实了陈辉祖为政之败。乾隆皇帝这才迫于形势，于案发翌年(四十八年)二月，赐令自尽。然而，乾隆皇帝对于不甚中意者，惩处时却唯恐不重。如乾隆中期，江苏巡抚庄有恭与湖南抚李因培同因徇庇贪纵获罪，律处斩监侯，但其下场却大不一样。庄有恭素为乾隆皇帝所喜，未及半年即自狱中获释，用为福建巡抚。而李因培因“自恃其才、好居人上”，为乾隆皇帝所恶，秋谳后，竟被赐令自尽。这可谓“人治”中，法随喜怒，法随好恶的典型等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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