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二，以时立法，时宽时严。乾隆皇帝即位伊始，即强调“宽严相济”。他认为，乃祖康熙皇帝为政尚宽，“多有宽纵之弊”，乃父雍正皇帝立法过严，“又多有严峻之弊”，而他自己则要“宽严适中。”即所谓“天下之理，唯有一中，中者，无过不及，宽严并济之道也。”但事实上，乾隆皇帝的“宽严相济”却时有异同，表现在对贪污案件的处理上，即在不同时期，取不同的态度。总的来说，乾隆在其统治前期，执法尚为严厉，二十余年中，共惩处贪污巨案七起：一是六年四月的兵部尚书、步军统领鄂善案，二是十三年七月的浙江巡抚常安案；三是十三年十一月的江南河道总督周学健案。四是二十一年三月的山东巡抚鄂乐舜案，五是二十二年九月的湖南布政使杨灏案；六是二十二年九月的云贵总督恒文案，七是二十二年十一月的山东巡抚蒋洲案。这几起案件，犯赃者家被籍没，人被处死。特别是二十二年一年中就惩办了三起贪污巨案。其中蒋洲乃前大学士蒋廷锡之子，素为乾隆皇帝所宠，但为了严肃法纪，仍严惩不怠。为此，乾隆皇帝还特加指示：“外吏营私贪黩，自皇考整饬以来，久已肃清，乃不意年来如杨灏、恒文等案，屡经发觉，而莫甚于蒋洲此案，若不大加惩创，国法安在?”[8]表明了这一时期乾隆皇帝在执法上的严肃认真态度，及雷厉风行作风。但是，在更多的情况下，乾隆帝惩贪则颇为宽大，正如他自己所说：“朕御极以来，政崇宽大。”[9]特别是到其统治后期，“办理庶狱，多从宽纵。”[10]如四十三年，粤海关德魁亏空税银，按律应赔两万余两，乾隆帝喻其全免。又如四十六年甘肃布政使王檀望集团贪污，乾隆皇帝于“此案未经发觉之先，已早有风闻，因案情重大，徘徊迟疑者，已阅半年”。[11]还有浙江巡抚福崧，早在五十二年盘查浙江省亏空案及平阳知县黄梅贪污案时，已发现其婪赃之蛛丝马迹，但乾隆帝未予追查，只将福崧改调他省：此外，像于敏中、杨景素等人，皆赃私累累，乾隆帝只作无睹之状，直到其死后才予草处。其宽纵的结果，为官吏营私舞弊大开方便之门，“督抚等遂尔无所敬畏，任意妄行”，酿成乾隆后期一起又一起的贪污大案，所谓“接踵败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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