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上文第二及第三节的论述，我们发现十九世纪末年这三位日本人的台湾论都充满了近似的帝国主义思想倾向，其中职业外交官上野专一因系国家公务员身份，所以必须从母国利益考量台湾，可以存而不论；但是，何以提倡“文明开化”的启蒙思想家、与官方保持距离的（注：福泽谕吉自称：“政府如果是个酒馆，那么我就是个不善喝酒的人”，见：《福泽谕吉自传》，页261。）福泽谕吉，与推崇中华文化的汉学家内藤湖南，却也不能免于帝国主义思想倾向呢？这是我们必须进一步探索的问题。 

这个问题的线索颇为复杂，从外缘历史背景来看，在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前后，也就是明治20(1897)年代，随着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日本国内的国民意识日趋成熟，所谓“日本人的天职”之类的口号与思想氛围弥漫于全国。日本人自以为是新文明的代表。（注：参看：增渊龙夫：《历史家の同时代史的考察につぃこ》（东京：岩波书店，1983），页55。）而十九世纪末正是西方列强东侵，中国国势危殆的时刻。中日两国差距日甚一日。举例言之，日本占领台湾以后，殖民政府当局邀请当时台

 << 上一页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