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在“内藤史学”的学术世界里，内藤虽然推崇中华文化，主张公元第10世纪唐宋之际是中国近世史的开始，（注：内藤湖南：〈概括的唐宋时代观〉，《历史と地理》第9卷第5号（1922年5月），页1-11。此文有中译本：〈概括的唐宋时代观〉，收入刘俊文主编，黄约瑟译：《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1卷：通论，页10-18。）但是，内藤史学世界中的所谓中国之“近世”，实以近代欧洲史作为参考架构。他所提出的作为中国之“近世”的各项历史发展指针，也都是以近代欧洲的发展作为典范。（注：关于这一点，参考：Hisayuki Miyakawa（宫川尚志），"An Outline of the Naito Hypothesis and Its Effects on Japanese Studies of China," Far Easter Quarterly, XIV:4 (August,1955),  pp.533-552.）我们可以说，在内藤湖南的世界观与史学世界里，正是以福泽所说的“以西洋文明为目标”作为核心基础。 

总结本节所论，十九世纪末年日本的知识分子如福泽谕吉与内藤湖南，都是典型的以近代西洋文明为师的人。他们吸收近代西方的文明演进观点，并以这种观点论述日本对待台湾的立场，终于流为日本帝国主义的意识形态的帮凶而不自知，其情可悯，其事可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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