湾首富李春生赴日访问。李春生访问日本时，对日本的新文明留下深刻印象，尤其是对日本社会学校之盛、博物院及劝工场之巧、新报馆之多、耶稣教堂与信徒之众均称道不已，并就日本与中国社会的男女关系、卫生教育、宗教信仰、君臣关系、夫妇关系、军事策略、自强方针、防止贪渎等各方面加以比较，对日本的进步大加称扬。（注：参看：李春生：《东游六十四日随笔》（福州：美华书局，1896），页9、26、31、41、45、50、53、56、60、69、72、73、80、81、85。并参考：古伟瀛：〈从弃地移民到日籍华人——试论李春生的日本经验〉，收入李明辉编：《李春生的思想与时代》（台北：正中书局，1995），页166-216。）在十九世纪末期的东亚，日本实已取得领先之地位。这个外缘的历史背景，是福泽谕吉与内藤湖南提出台湾论述时的客观脉络。
但是，更进一步从福泽谕吉与内藤湖南思想的内在脉络来看，我们就可以发现，这两位日本知识分子都有他们思考上的盲点。这项盲点在于：十九世纪末日本知识分子的世界观与学问观，莫不以西洋文化为其学习之目标，因此，他们基本上戴上了近代西方的眼镜来看包括台湾在内的亚洲各国和地区，他们认为文明落后于日本的台湾，接受日本的殖民乃至同化，实属历史的必然。他们假定文明的发展有其阶段性与层级性，先进的国家必然支配落后的国家。他们对台湾的诸多言论，就是建立在“文明发展阶段论”之上。
我们先从福泽谕吉的文明论说起。福泽谕吉在《文明论概略》第1章结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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