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在席卷全国的抗议运动中，有北京大学教授发表文章，愤怒谴责澳葡残杀华人，呼吁政府收回澳门；还有南京学生联合会、汉口商界联合会、京汉铁路工人俱乐部等团体也纷纷通电呼吁收回澳门。海外华侨也多次集会声讨澳葡罪行，支持澳门工人罢工（注：邓开颂. 《澳门历史》（澳门历史学会，1995年9月版），页79～80。）。围绕澳门惨案所掀起的抗议怒潮，是对葡人殖民统治的巨大冲击。就连澳葡军官也不得不承认：“这毫无疑问是近期经历的最严重的危机”（注：参见吴志良前引书，页235。）。最后，澳葡当局为了恢复生产， 稳定局面，不得不同工人对话，并被迫做出一些让步，如同意发放抚恤费，由澳葡慈善机构仁慈堂拨款；同意恢复事件发生前已正式注册的工会，但新建的工会仍须先注册、后承认；同意取消乱党名目；每个死难者发1　千元亡灵超度费，由澳门各界人士捐款解决，等等（注：邓开颂.《澳门历史》（澳门历史学会，1995年9月版），页83。）。

澳门惨案交涉过程中，全国人民同仇敌忾，团结对敌。无论南北政府、地方军阀，都采取了与人民基本一致的立场，就连陈炯明这样的反动军阀，对葡萄牙人的态度也十分强硬。但抗议运动最后的结果却是不了了之。其原因显然不能归咎于人民或官员主观上的斗争不力，而在于国内*分裂，无法集中力量将斗争进行到底，并获得胜利。因为单凭交涉并不能解决问题，只有显示了强大实力才能对侵略者产生威慑力量。而在当时中国现实情况下，就连军政府大总统孙中山，也未能下决心与葡当局大干一场，彻底解决澳门问题。6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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