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承认，朝廷作上述拨款台防决策是丁日昌努力的结果，同时也反映朝廷“视台防极关重大”。然而，各海关、各省解款廖廖无几，其结果，正如李鸿章所说的是“望梅止渴”。为此，丁日昌在1879年5 月力辞会办南洋海防之职。当然，力辞会办一职固然有身体方面因素，但客观原因在于他深感“无一亲信可靠之人在臣左右”，“以南洋四省而论，既一人之耳目难周，又主宾之权分不敌，临事呼应必不能灵，徒使本省多一推诿”。〔21〕

再次，为增强台湾防务实力和提高台湾防务效能，在台湾岛内极力推进与防务有关的近代化建设。这是丁日昌台湾防务思想的基本内容。

丁日昌就任福建巡抚后立即赴台进行实地考察，筹划台湾防务。考察后，丁日昌即上奏朝廷，强调台湾岛内防务建设首在创办“轮路（即铁路）矿务”，他说：“深惟目前情形，不在兵力之不敷，而在饷需之不足；不患番洋之不靖，而患声气之不通。譬如人之一身，其精神血气本足自强，而荣卫失宜，以致筋络不舒，手足痿痹，虽有参苓之剂，不能为功：良医相其脉络，治以针砭，则沉疴立起。窃以台事设郡置县，无益之参苓也；轮路矿务，奏功之针石也。轮路宜于台湾而不必宜于内地，矿务筹诸现在即可取效于将来。”丁日昌进而详细分析了“轮路矿务”在台湾防务建设上的必要性与重要性。他在历陈以往台湾因未办轮路矿务而对台湾防务所带来的“十害”后，又列举了“轮路矿务”在台防中的“十利”。他说：“轮路计一日约行二千余里，由台南至台北顷刻即达，军情可瞬息而得，文报无淹滞之虞。利一也”；“后山瘴疠盛行，若有轮路，则屯军择善地驻扎，遇有紧急方轨而驰，朝发夕至，不必使有用之兵受瘟疫之害。利二也”；轮路比轮船捷至一倍，平居精练二枝劲兵驻扎南北二路，海上有事，电报卯来，精锐辰集，随敌所向，合兵急攻，以逸待劳，以众乘寡，主客之势既异，胜负之券可操。……利三也”；“内山奸民纵有煽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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