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事件，加捐的是公共租界当局，抗捐的是租界内的华人小车工人。依据《上海土地章程》及其他有关法规，工部局是公共租界的行政机关，负有管理、维护租界市政的职责，加捐是它职权范围内的事。小车工人虽然居住在租界，工作在租界，但是，依据法律和有关章程，对这些工人的行政管辖权、司法权则是上海地方政府的。所以，处理小车工人抗捐事件，应该是上海地方政府的事。小车工人在斗争一开始，就找上海县令、上海道台，要他们与租界当局交涉，是完全合理的。小车工人直接反对的对象是工部局，工部局对这些工人又没有直接处置权，这是工部局必须要与上海县政府协商的原因。 

就斗争内容而言，抗捐系因加捐而起，属经济斗争性质。但因其反对对象实质上是一个以寓沪西人经济寡头为主的殖民政权，上海地方政府、地方绅商在感情上都站在车夫一边，而以工部局为另一边，这使得本属于阶级斗争的问题夹进了民族斗争的因素。这与日后的五卅运动颇有类似之处。 

试想，如果小车工人反对的不是租界当局，而是上海县地方政府，那么，情况又会怎样呢？历史无法假设，但是可以比较。 

我们姑且以属于上海道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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