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0年，江南制造局新任总办刘麒祥认为先前工人每天工作8小时，太少，决定延长至9小时。工人群起抗议，并在新章程实行那天，进行罢工。总办坚不让步，工人害怕受到处理，最后还是复工了，每天工作9小时的制度并没有因为工人罢工而取消。（注：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辑下册，第1250页。） 

7年前处理江南制造局罢工事件的总办刘麒祥，就是后来处理小车工人抗捐事件的上海道台刘麒祥。同是一个人，同样是处理罢工事件，一个矛头对准租界，一个矛头对准上海地方政府，态度截然两样，方法也全然不同。 

英国领事不止一次地谈到上海道台在处理有关案件时的民族倾向性： 

我与中国官方的关系继续具有对方表示友好和礼遇相待的特点。然而在中国人处于被告地位的案件中，他们却未能尽其应有的努力为我获得公正处理。他们着手处理这类讼案时，总是一开始就对外国人具有强烈的偏见；在诉讼过程中，为了适应他们为之辩护的问题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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