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时代士群，到民国时代，不仅“士”的名称已逐渐消失，代之以“知识分子”这个新的称呼（注：参见拙著：《孙中山与辛亥革命》，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45页注释①。），而且他们已丧失了传统意义上的作为一个独立群体的地位，成了依附于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一个阶层。

    晚清时代的“工”，主要由从事各行业的手工业主和受雇于行东的雇员所构成。但民国时代的“工界”，习惯上多指出卖劳动力的产业工人、码头工人和各业雇员。其中，尤以产业工人构成了“工界”的主体。他们因受资本家剥削，既无恒产又生活艰难而处于社会底层，被指称为无产阶级。为要求提高工资和改善劳动条件，他们经常以多种方式与资本家作斗争。这种斗争，成为市民社会中常见的紧张、动乱的因素之一。如果说，中国二千多年的封建社会缺乏如同西方那样的阶级意识和等级分野，那么，从辛亥革命后的民国时期，中国社会已经无可争辩地有了阶级和阶层的事实。由此，社会矛盾也由传统的地主与农民的斗争转化为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对抗占主导地位了。

    值得注意的另一个变化，是由“臣”而“官”。由于君主政体被共和政体所取代，“臣”连同君臣观念丧失了存在基础。作为君主专制*运作工具的“臣”，本是一群非专业化的士子科举入仕后所组成，而辛亥革命后的共和政府，则越来越依靠专业化人才担任各类职司实施运作。这样，“*资源”的储备与流动，冲破了传统科举取仕的狭窄途径，从新型的社会群体乃至阶级阶层中获得了充分来源与流动活力。官员的出身成份多元化了，职业化了，阶级归属也比传统的“士”群显得明确清晰了。如果说“朝代国家”形态里的“臣”，是“士”的一个特殊类别，那么服务于“民族国家”形态里的政府官员，真正构成了一个专业化的职业性的官僚阶层。所以，由“臣”而“官”，既是传统的延续，又是辛亥革命后社会群体结构变迁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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