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为制约的情况，也有各自对转型整体起不同作用的独立地位。大体上说，经济是基础，只是资本主义近代工业在国民经济各部门中上升为主导的决定的地位，才能说近代社会转型已基本实现。就此而言，辛亥革命后的民国时代，社会转型还远未成型。但是，*又是经济的集中反映。*及其上层建筑的结构变迁若领先转变，对经济和社会构造的变化就会产生重大的推动和影响。辛亥革命的历史作用和深远影响正在于此。它对社会结构变迁和社会转型的界标意义，远远超过1840年鸦片战争的影响和作用力。“从社会转型的角度上说，1911年的辛亥革命才是中国近代史的真实起点。因为随着辛亥革命，中国社会才发生真正的结构上的变化。”这是我在1981年复旦大学主办的“清末民初的中国社会”国际学术会议上提出的看法。当时，参加这次讨论会的美国学者柯文，闻之惊喜。后来他撰写的《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一书，在第4章第70个注释里特地记下了这个看法。但他把时间误记为1979-1980年之交（注：见［美］柯文著、林同奇译：《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218页。）。
重温辛亥革命与中国社会转型的历史，我觉得这个问题有值得提出来讨论的必要。关于中国近代史的开端，学术界早有不同意见。20世纪30年代以前出版的近代史或近百年史著作，大多以明末清初中西交往作为开端。著名近代史专家郭廷以教授所编著的《近代中国史》说，“始于16世纪葡人东航”（注：郭廷以：《近代中国史》第1册：“例言”，商务印书馆1947年版，第1页。）。后来他撰著的《近代中国史纲》，第一章为“世变前的中国与西方”，作为全书的大背景，第二章“西力冲击（上）”起迄年代为1830-1850年，第四章“西力冲击（下）”为1850-1860年，显然不以鸦片战争为近代开端（注：郭廷以著：《近代中国史纲》上册，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0年改订版。）。新中国成立以来，大陆方面的历史学家比较早公开发表不同意见的是中国人民大学尚钺教授。他认为1644年清军入关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而把1840年作为近代史开端则有割断中国历史的危险。开端问题本身是个学术问题，可以有不同意见。可是尚钺教授的学术观点却被当作*问题，当作修正主义进行批判。从此，再也没有人敢于吱声。
把1840年作为近代史开端，大约始于20世纪30年代。当时，有些学者鉴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民族危亡的紧迫感促使他们反思历史，所以一反以往研究视野，把18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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