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川、广昌、会昌等县，抗战前遍植烟草，“多由粤闽两省商人购运南洋等处推销”（注：戴鞍钢、黄苇主编：《中国地方志经济资料汇编》，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9年版，第89页；97页；128页；145页。）。至于安徽之药材、苏浙之蚕桑、上海近郊之花卉果蔬，更是极一时之盛。可以说，东南地区城市经济的发展，带动了农业的商品化；而农村经济日益依赖市场，则为城乡经济的联动体制拓展创造了广阔的空间和生命活力。这种互为依存、互相促进的城乡联动结构越强固越发展，自然经济的分解也就越深入越加速。
东南地区农业经济的变化，还反映在资本主义经营方式的农垦公司发展这一侧面上。南京临时政府在“振兴实业”的同时，也鼓励垦殖荒地。1914年，北京政府更颁布了《国有荒地承垦条例》，对开垦的地域范围、类别均作了明确规定，对呈请开垦的个人或法人、提前垦竣年限者，均分别给予地价优惠（注：沈家五：《张謇农商总长任期经济资料选编》，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305-309页。）。在政府奖掖下，辛亥以后的10余年间，全国农垦公司从晚清时的90余个迅速增至300多个，其中东南五省共有130个（注：其中上海近郊16个，江苏76个，福建19个，浙江12个，安徽7个。见黄逸平：《近代中国经济变迁》，第463-464页。），占了1/3以上。
（三）
除以上三方面的结构变迁外，若再把社会生活方式（包括习俗、服饰、称谓、剪辫、放足等）、社会意识和价值判断等估计进去，就更能看出辛亥革命对中国社会转型的重大转折意义和深远影响。可以说，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建立了共和国，既扫除了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强加于社会进步的种种障碍，又确定了政体共和化、*运作民主化、经济发展资本主义化、社会平等化的发展方向，中国在完全意义上开始了民主主义（资本主义）的社会转型。虽然，尔后的袁世凯政府乃至蒋介石的国民政府都实行过倒行逆施的专制统治，但总体上仍无法改变由辛亥革命所确定的社会转型趋向。
近代中国社会转型的准备、转折、发展、成型的各个历史阶段中，社会结构在各个方面的变迁既有相互渗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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