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观地问一下：1840年作为近代史的开端，到底是否具备社会转型的重大界标意义？历史地看，鸦片战争后的中国，*上仍然是清王朝的统治，君主专制制度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经济上依然是小农经济汪洋大海，虽然东南沿海某些地区由于外国洋纱洋布等的输入，土纱土布等业受到程度不等的影响，但在全国不具有普遍意义。社会心态上，除少数先进分子外，绝大多数人并未感到学习西方、改革社会的必要和紧迫，魏源等主张“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命题，在社会上的影响甚小。这样看来，1840年的鸦片战争无非标志着外国资本主义切入到中国社会，中国被迫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开始被卷入到世界资本主义的漩涡。从*史的视角观察，鸦片战争应该可以作为界标，从社会史角度说，这仅仅是近代社会转型的些微准备，并不具有重大界标意义。否则，战后的中国怎么能又昏昏睡了20年而没有什么社会改革的回应呢？

    从1860年代的洋务运动开始，先进的中国人逐渐意识到“师夷”的重要。李鸿章等洋务派扛起了魏源“师夷长技”的大旗，从军事工业兴办到民用工业创建，进行了一系列的洋务运动。对此，应该给予一定的积极评价。但洋务运动主要停留在技术层面，而且成效不大，范围不广，不足以使中国社会发生根本性变化。

    洋务运动是清政府“自改革”迈出的第一步。20世纪初年开始的清末“新政”和“预备立宪”，则是自改革的继续和扩大。清末“新政”中不少改革对社会发展确实有利；“预备立宪”其本意虽是为了达到“皇位永固”、“外患渐轻”、“内乱可弥”的目的（注：载泽：《奏请宣布立宪密折》，《辛亥革命》资料丛刊本第4册，第28-29页。），但客观上为*机制的转型准备了条件。无论60-90年代的洋务运动，还是20世纪初年的“新政”和“预备立宪”，从社会史的角度看，都还未能掀动社会固有的结构体系，它们只是社会转型长途中的量变，辛亥革命才是质变的开始。如果没有辛亥革命，清王朝没有倒台，那么就不会有民国以后的*、经济、文化、社会思潮方面的重大变化。从社会结构变迁和社会转型这一社会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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