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大量的地方志相比，一些私人文集的记载更为详细。姚世锡《前徽录》记载自己家乡的风俗变化时写到：“康熙乙卯年，先中翰公宴新太守陈公一夔，锡亲见呼杨姓庖人戒之曰：我每簋纹银四分，汝须加意丰洁，俱用可二新碗，不可苟简草率。宴太守之席不过如此。相去未及六十年，竟以可二为家常日用之器，设有用以供客者，咸嗤为村俗鄙吝，动辄用大五簋，每肴非数百文不办，一席之费，或至三四金，而恒产不及前人十之二三。衙役之侈靡僭越，更不可枚举。风俗颓坏，何时得返朴还＠(17)哉。”（注：姚世锡：《前徽录》（不分卷），《笔记小说大观》第9册，第343页。）龚炜在《吴俗奢靡日甚》一篇中也有如是记载：“吴俗奢靡为天下最，日甚一日而不知反，安望家给人足乎？予少时，见士人仅仅穿裘，今则里巷妇孺皆裘矣；大红线顶十得一二，今则十八九矣；家无担石之储，耻穿布素矣。”（注：龚炜：《巢林笔谈》卷5《吴俗奢靡日甚》，中华书局，1981年，第113页。）明人顾起元对南京风尚奢侈颇有微词，“是以生计日蹙，生殖日枯，而又俗尚日奢，妇女尤甚。家才儋石，已贸绮罗；积未锱铢，先营珠翠。每见贸易之家，发迹未几，倾覆随之，指房屋以偿逋，挈妻孥而远遁者，比比是也”（注：顾起元：《客座赘语》卷2《民利》，中华书局，1987年，第67 页。）。上述内容大致局限于衣食方面。其他方面，陈宏谋说江苏“惟是相尚纷华，徒事巧饰，止顾目前，罔思日后”；嫁娶“奢侈徒耗物力，自行聘以及奁赠，彩帛金珠，两家罗列，内外器物，既期贵重，又求精工。迎娶之彩亭镫轿，会亲之酒筵赏犒，富贵争胜，贫民效尤，揭债变产，止图一时美观，不顾八口家计”（注：陈宏谋：《风俗条约》，《清经世文编》卷68《礼政十五》，第1684页。）。就连康雍二帝亦持如是观念，康熙南巡时就指出：“南人习俗奢靡，家无储蓄，目前经营仅供朝夕，一遇水旱不登，则民生将至坐困，苟不变易陋俗，何以致家给人足之风？”（注：《清实录·清圣祖实录》卷139 康熙二十八年二月乙卯。）雍正帝也说：“夫节俭之风，贵行于闾里，而奢靡之习，莫甚于商人，朕闻各省盐商，内实空虚而外事奢靡”（注：《清实录·清世宗实录》卷10雍正元年八月己酉。）。

可见在明清人“奢靡”观念的判断中，除了事项本身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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