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私人文集更加清晰地表明了这一观点。明代陆楫认为，“盖俗奢而逐末者众也”，“是有见于市易之利，而不知所以市易者，正起于奢”（注：陆楫：《蒹葭堂杂著摘抄》，见《纪录汇编》卷204， 上海涵芬楼影印明万历刻本。），风俗侈靡而导致从商者多。张翰《松窗梦语》也说：“今也，散敦朴之风，成侈靡之俗，是以百姓就本寡而趋末众，皆百工之为也。夫末修则人侈，本修则人懿。懿则财用足，侈则饥寒生，二者相去径庭矣”（注：张翰：《松窗梦语》卷4《百工纪》，中华书局，1985年，第77页。）。清代王柏心、梁章钜、徐＠(18)、管同等人的“抑末”内容，其中之一便是“禁*侈”（注：侯厚吉、吴其敬主编《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稿》，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 第161—162页。）。可见，奢俭之别同时考虑到、甚至包含有人们的择业方向及其对财利的热衷与追求。

（六）指是否遵循当时的伦理纲常、顺从原有的礼乐之制与等级秩序。

婚嫁丧祭中有些方面的“奢靡”受时人抨击，但若过于简略、俭朴也会招致批评，反而得不到肯定。婚礼方面，昭文县“维贫甚者一帖为定，便拟过门，则又以菲废礼也”（注：乾隆《常昭合志》卷1 《风俗》引《昭文县志》。）。丧葬奠吊方面，康熙《龙游县志》追问“近日更有家贫力不能答者，并一镪一烛，俱却不受，则亲戚故旧吊死问生之情，何由而展乎？患恐将来吊奠之礼且因酬答而废，有志移风者奈之何其不急挽也”，对由此而来的后果表示担忧（注：康熙《龙游县志》卷8《风俗志》，乾隆六年增刻本。）。 广东揭阳县志甚至对其他地方所谓“成服”（大殓之后据与死者关系不同穿上不同丧服）之疏迟也予以谴责，“又如诸邑成服之礼希图啬事，迟至一二月外者，非先王之教也，独吾揭阳悉遵《家礼》……”对本地的循礼津津乐道（注：乾隆《揭阳县志》卷7《风俗志》，1937年铅印本。）。 宝应县志认为本地的祭礼过于简略，需尽快予以纠正，“祭礼太简，祠堂之制，士大夫家急宜力行”（注：康熙《宝应县志》卷3《风俗》，1962 年扬州古旧书店油印本。）。而耐人寻味的是永春县风俗俭朴，无侈靡之风倒出现了问题，“俗俭朴，无浮靡汰侈之习，但未免过啬，而简于礼节矣”（注：乾隆《永春州（郑）志》卷7《风土志·风俗》引“旧州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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