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盐商的衰落，淮安河下的文风也骤然衰歇。王觐宸在《淮安河下志》卷６《园林》中指出：“河下繁盛，旧媲维场。园亭池沼相望林立，先哲名流提倡风雅，他乡贤士翕然景从，诗社文坛，盖极一时之盛”。纲盐改票以后，淮上诗社文坛，黯然失色。文人朱玉汝在《吊程氏柳衣、荻庄二废园》诗中吟咏道：“盐鹾事业尽尘沙，文酒芳名挂龄牙”［（９６）］。显而易见，乾嘉年间扶助风雅、宾朋酬唱的文人雅集，早已成了过眼烟云。

道光中叶的盐政变革，不仅使“富商巨室，均归销歇，甚者至无立锥地”［（１００）］。而且，对于其他阶层也有极大的影响。据王勤宸描述，“河下自盐务改票，贫民失业，生无以养，死无以葬”［（１０１）］。“游手骄民逃亡殆尽，……即不事盐策耕且读者，亦强半支绌，苟且图存。求如襄日繁富之一，邈然不可”［（１０２）］。

四、结语

（一）明弘治年间，运司纳银制度确立以后，大批山、陕富民内徙淮、浙。在当时的淮、扬一带，西北贾客的势力相当之大。嘉靖三十七年（１５５８年）前后，在扬州的西北盐商及其后裔多达五百余人［（１０３）］。而在淮安，早期河下盐商中也以山西商人势力最为雄厚。据《淮雨丛谈·考证类》记载：“郡城著姓，自山西、河南、新安来业鹾者”，有杜、阎、何、李、程、周等［（１０４）］。其中的杜、阎、何、李诸姓，都是山、陕商人。但到万历前，徽商在两淮的势力逐渐增强，与山、陕富民比肩称雄，甚至超过了后者［（１０５）］。及至清代前期，在两淮和浙江，西北商贾的势力已完全无法与徽商相提并论。以雍乾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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