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淮安河下徽商的研究中，我们首先看到，徽商的家族形态和商业组织，使它具有潜力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以程氏为例，它的家族支脉遍及浙、淮、扬三地，且以早期获得“商籍”的杭州为基地，逐渐向北面的扬州和淮安发展［（１０７）］。从淮、扬两地来看，许多人都是先从扬州发迹，然后才到淮安从事盐业经营。如淮北盐商程ｚｈí＠①⑦，“相传少年未遇时，流寓扬州，于委巷遇一妇，诘以所苦，告之。妇出白金二百，属以挂窝必获利。次日，扒银挂引，获利三倍，由是致富。再访此妇，门径俱荒，疑遇仙，为筑林下堂志其德”［（１０８）］。这一故事虽然带有强烈的神秘主义色彩，但却折射出淮、扬两地盐商间千丝万缕的联系。揆诸史实，程量入是康熙年间扬州最为著名的盐务大总商，淮北盐务就由他的弟弟程量越接掌。另一徽商鲍志道，是乾嘉年间的盐商巨贾，每年行盐多达二十万引［（１０９）］，先后担任淮南总商长达二十年。他去世后，其子漱芳于嘉庆六年（１８０１）继任总商，八年（１８０３年）又兼理淮北盐务［（１１０）］。在扬州，两淮盐务官署中设有淮北商人会馆［（１１１）］。徽商家庭出身的大官僚曹文埴，子其，字六畲，业盐居扬州，“淮北人多赖之”［（１１２）］；程梦星、程晋芳诸人，在扬州、淮安两地都筑有园林或别墅，时常往返于两地，以联络宗乡戚友间的感情，促进专卖权益的发展。类似于此的徽商家族相当普遍［（１１３）］，而西商则并不多见。其次，从程氏占籍安东等地来看，我们似乎可以认为，徽商植根于广大的农村，形成了产、运、销一体的盐商组织。与此相比，山陕盐商则主要株守在各大城市［（１１４）］，这使得他们在与徽商的竞争中居于劣势。

（二）从程氏宗族的研究中可以看出，从明代后期直到清代前期，徽商程氏分支持续不断地迁入淮安河下一带。他们人数众多，财力雄厚且具备良好的文化素养。因此，对于徽州乡土习俗在当地的传播起了相当大的作用。对此，《淮安河下志》卷１《疆域》记载：

方盐策盛时，诸商声华煊赫，几如金、张、崇、恺，下至典台厮养，莫不璧衣锦绮，食厌珍错；阁阂之间，肩摩觳击，袂ｗěｉ＠①⑧汗雨，园亭花石之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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