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仅婚俗如此，其他的丧葬寿诞，也无不带有强烈的徽州乡土色彩。“淮俗祝寿吊丧最为劳攘，生辰虽非大庆，犹且仆仆往来，至丧事则讣者贸然而投，吊者亦率然而应”［（１２２）］。作为外来移民，徽州盐商为了扩大自己的社交圈，每逢生日“辄多招宾客，以为门庭光宠”［（１２３）］。甚至有十龄童，即开筵演戏，“有降伯氏、舅氏之尊而伛偻磬折其庭者，群饮谐谑，尤而效之。一日之间团于酒食，士农工商，废时失业”［（１２４）］。尤其特殊的是，“新安人子于父母已故，犹作冥寿，明灯彩筵，籍口祝嘏”［（１２５）］。这种情形，让淮安正统的乡绅甚感骇异。

由于河下一带五方杂处，豪商巨贾相互矜炫，奢侈之习蔚然成风，衣食住行，糜费日盛。明代中叶以前，“淮俗俭朴，士大夫夏一葛，冬裘，徒而行”。此后出现两人乘舆。到明末“通乘四轿，夏则轻纱为帷，冬则细绒作幔，一轿之费，半中人之产”。乾隆《山阳县志》卷４接着断言：“淮俗从来俭朴，近则奢侈之习，不在荐绅，而在商贾”。显然，挟资千万的盐商富贾也是习俗嬗变的关键因素。

    （１）  康熙《徽州府志》卷２《风俗》。

    （２）  《明史》卷７７《屯田》：“迨弘治中，叶淇变法，……诸淮商悉撒业归，西北商亦多徙家于淮”。

    （３）  光绪《重修安东县志》卷３《建置》。

    （４）  吴从道《安东》诗，见丁晏、王锡祺编《山阳诗征》卷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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