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封建礼教和学术的教育方面，章士钊在《箴奴隶》一文中将当时的教育称之为“奴隶教育”，将学堂称之为“奴隶学堂”，将毕业*称之为“奴隶凭单”，学校教育旨在培养奴隶，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也在培养奴隶。不仅教育是奴隶教育，各种学派也是“奴隶学派”。周秦时代最著名的三个学派，儒、法、道，都在培养奴隶方面发挥了作用。法家站在“治者”的立场上主张“干涉”，意在“收买”奴隶，道家站在“被治者”的立场上主张“放任”，意在向统治者“贩卖奴隶”，儒家学派虽然比较执中，但在孔子时代就“不免倾于奴隶”，后来老子浸*而夺其席，加之被历代统治者所利用，于是孔子也就成为“养育各种奴隶之乳妪”。《二十世纪之中国》一文也指出：“学术者，所以智民也，而民贼愚之。取古先儒言论之最便于己者，作一姓机关之学术；利于民者，辟之为邪说；专以柔顺为教，养成奴隶之性质。”（注：《二十世纪之中国》，《国民报汇编》。）梁启超在《新民说》中也剖析了传统教育与学术对国人奴隶性形成的影响。秦力山则把奴隶产生的根源归之于儒家的三纲，说以君为臣纲，而奴隶著于*；以父为子纲，而奴隶见于家庭；以夫为妇纲，而奴隶伏于床第。所以，三纲之说“实奴隶之木本水源”（注：公奴隶立山：《说奴隶》，《清议报》第80册，1901年5月28日出版。）。
至于风俗方面，章士钊在《箴奴隶》一文中更是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之风俗，一酿造奴隶之风俗也。”三千年来，中国并非无一二公民之种子，但由于外间万种恶潮随时薰染，终于将公民之种子铲尽，只剩下至诚无二、纯一不杂之奴隶净质，相胚相胎，以至今日，而致组成一奴隶国之大集合体。麦孟华在《说奴隶》和《论中国国民创生于今日》两文中对奴隶的刻划和分析，也涉及到风俗与奴隶性的关系问题。梁启超在《中国近十年史论——积弱溯源论》一文中对国人“奴性”的探讨也主要是从风俗的角度进行考察的。
四 铲除奴隶根性，铸造新的国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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