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第二，西方思想的影响。甲午战后，达尔文的进化论、卢梭的天赋人权学说、约翰·穆勒的自由主义和斯宾塞的社会有机体论就先后传入中国，虽产生一定影响，但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国人的历史观和国家观念。直到维新运动失败后，流亡日本的梁启超、麦孟华等人通过阅读、翻译、介绍西方近代*理论学说，特别是卢梭的主权在民说、伯伦知理的国家学说、约翰·穆勒的自由主义和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学说，才完成了从传统帝王史观向平民主义史观、从传统国家观向近代国家观的转变。平民主义史观和近代国家观念的形成和确立，使他们对“国民”与“奴隶”性问题予以了特别的重视。
此外，孟德斯鸠、卢梭等人对专制制度的剖析也对人们反思国人的奴隶性起到某种启示作用。如孟德斯鸠曾说：“专制政体之国，其人民皆带有奴隶之习性。”这一论断曾被麦孟华作为分析秦汉以来国人奴隶性形成的理论依据。（注：伤心人：《说奴隶》，《清议报》第69册。）孟氏又曾说：“凡君主国之人民，每以斤斤之官爵名号为性命相依之事，往往望贵人之一颦一笑，如天帝见鬼神者。”对此，梁启超不无感触地说：“孟氏言之，慨然有余痛焉。而不知我中国之状态，更有甚于此者百倍者也。”（注：梁启超：《国民十大元气论·独立论》，《清议报》第33册。）再如卢梭曾说：“契约云者，相互之词。既为奴隶，则不得论列是非，惟供人驱策而已。”这一论断也曾被章士钊作为分析国人奴隶性产生的理论工具。
第三、反满革命风潮的激荡。19世纪末20世纪初，当“国民”与“奴隶”二词开始流行之时，也是反满革命风潮空前高涨之际。当时在宣传西方资产阶级理论、批判封建专制主义方面，保皇派和革命党实现了合流。但二者毕竟有所不同，可以说是同中有异。梁启超和麦孟华在讨论“国民”与“奴隶”问题时，将中国奴隶繁多、国民罕有的原因归结为历代“民贼”的专制统治，而革命党在讨论这一问题时，除了强调历代“民贼”的专制统治这一原因外，还特别强调了满洲贵族的黑暗统治。如《说国民》一文就写道：今日之中国，报馆有禁，出版有禁，立会演说有禁，昌公理则目为邪说，开民智则诬为惑人。因此而中国之国民种子绝，中国人求为国民之心死。梁启超和麦孟华等面对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惊呼中国人将步印度、越南、波兰之后尘，沦为西方国家的奴隶，而革命党则声称，中国人早在二百六十年之前就已经成为亡国奴。言外之意，民族革命与民主革命必须同时进行。这使康有为极为惊慌，赶忙说：“夫所谓奴隶者，若波兰之属于俄，印度之属于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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