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临时参议院也非由国民公举的议员构成，但孙中山在就职誓词中仍表示要遵守“国民公意”。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他宣誓的对象既非皇天厚土，亦非耶稣基督，而是“国民”。如果联系到历代封建统治者的“祭天”活动，那么孙中山对“国民”宣誓的意义也就愈显可贵。在《临时大总统宣言》中，孙中山还充分肯定了灭亡清朝者乃“国民之力”，组织临时政府是应国民之意，同时表示要“黾勉从国民之后”，“尽扫专制之流毒，确定共和，以达革命之宗旨，完国民之志愿”（注：《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1-2页。）。而由孙中山签署颁布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则进一步规定：“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这就从法律上肯定了“国民”乃国家主人的地位。1925年成立的广东国民政府，在某种意义上是对《中国同盟会革命方略》中设想的“国民政府”的一次*实践。
再如，中国同盟会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资产阶级政党性质的组织。在发动武装起义，推翻满清政府方面，同盟会曾做出了巨大牺牲，发挥了重大作用。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之后，为适应议会*的需要，宋教仁在征得孙中山、黄兴的同意后，于1912年8月以同盟会为基础，联合统一共和党、国民共进会、共和实进会和国民公党，组成国民党。尽管由于内部矛盾和袁世凯的破坏，国民党很快便四分五裂，但它曾是民国初年*舞台的第一大政党，在中国近代*党史上留下了自己的痕迹。1919年成立的中国国民党，虽由中华革命党改组而成，但和民国初年的国民党也不能说毫无关系。
总之，无论对辛亥革命、南京临时政府和国民党作怎样的评价，“国民”一词内涵的变化和流行，已经深深地影响到近代中国社会的变迁。
至于“奴隶”一词内涵的转化和风行，尤其是当时对国人“奴隶性”的讨论，则直接为“五四”时期的国民性改造开启了先河。
当然，清末“国民”与“奴隶”二词内涵的转化和流行，并未能使“国民”意识，特别是权利和义务观念深入人心，也未能铲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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