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人还公开号召运用革命手段来铲除奴隶根性、铸造成新的国民，如章士钊在《读革命军》一文中就指出：“居今日而言教育普及，惟在导之脱奴隶就国民。脱奴隶就国民如何？曰革命。”（注：《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1卷下册，第684页。）在《箴奴隶》一文中，他更将铲除奴隶根性的希望寄托在“破坏主义”手段和“强盗”与社会党身上：“试观世界中所谓‘帝国’‘民族’‘民族帝国’种种主义，无一非自‘强盗主义’胚胎而成。强盗主义者，粗用之则为强盗，精用之则所谓‘武装和平’，无施而不可者也。欧洲自强盗主义之发现，而至有今日；故吾中国欲革除国体之奴隶，不可不用强盗主义，欲革除个人之奴隶，不可不用强盗主义。”

    当然，在造成新的国民方面，人们谈论最多的是“国民教育”。对此，当时一位日本人士曾指出：“今支那文士大夫多言教育，诚知救国之术在振起国民之精神，养成国家之思想也，于是大声疾呼而言国民教育。”文章认为，国民教育“宜若为救中国之第一义谛，存支那民族之第一关键者”（注：《民族主义之教育》，《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1卷上册，第404页。）。一些人还特别注意到报刊在造就新的国民方面的积极作用，说：“欲养国民之资格，不可不浚国民之知识。东西各国所恃以发达个人之特质者，学校、报纸几有功力平均，缺一不可之势。以吾中国现势衡之，报纸其尤要哉。”（注：《湖北学生界序论》，《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1卷上册，第436页。）事实上，晚清报刊、学堂的创办，本身就带有铲除奴隶根性、铸造新国民的目的，也的确在这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五  “国民”与“奴隶”二词内涵转化、流行的原因及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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