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回答第一个问题，有三方面因素不得不考虑：

    第一，民族危机的刺激。自鸦片战争以来就开始出现的民族危机，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达到了空前严重的地步，印度、越南的沦亡摆在国人眼前，亡国奴似乎成了中国人躲也躲不开的唯一下场，亡国灭种的危险深深地刺激着每一个中国人的神经。在这种情况下，一些人在积极学习西方的同时，并开始对中国人及其文化进行反思。

    当然，当时人们之所以把反思的重点放在“国民性”和“奴隶性”方面，又与特定的历史背景有关。甲午战败后，中国的国际地位一落千丈，一些外国人，特别是日本人，不仅对中国人百般嘲弄，而且对中国文化提出了质疑。据载：“日本自战捷中国而后，唾骂支那之声，漫于朝野，近五年所出之书籍报章，殆有舍是则无以为议论之一观。一犬吠形，百犬吠声，举国嚣嚣，异吻同鸣，”当时日本人对中国人的嘲笑主要集中在缺乏爱国精神、富于奴隶根性方面。有的文章就写道：“支那人乏爱国性，而富于自私心。至生具忠勇义烈、慷慨激越性情者绝少。”该文章作者还把“事强以免害，侮弱以夺利”作为中国“数千年以来之锢性”，并公然说，“支那人不独具天然之奴隶性，且善知为奴隶之术，且毫不以为耻。”（注：［日］ｈé＠①ｍò＠②生：《支那人之特质》，《清议报》第71册，1901年3月1日出版。）对这种辱骂，当时流亡日本的梁启超、麦孟华及其他革命党人不可能无动于衷。但他们并没有反唇相讥，而是进行了冷静的分析，认为“其诋我也，虽可谓至酷，而内观自省，固无一言不洞中病源也。”（注：《论议和后之中国》，《清议报》第71册，1901年3月1日出版。）换言之，他们把外人的嘲弄、谩骂当作了自我反省的参照。正是在这种民族危亡之际，满耳辱骂声中，他们不怨天，不尤人，而是积极介绍西方近代国家学说和国民观念，并对中国文化展开了一场多少有点“自残”性的反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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